穿着一件杂花青袍公服的李昌时随着郭允厚进入文华殿的院子时，他便感受到了路上相遇官员的注视。
显然像他这样品阶且又不是言官的官员，以往很少会被皇帝所召见，因此这些官员看到他跟在郭允厚身后，向着文华殿一路直行，都不觉有些意外。
低着头看着郭允厚脚后跟平静的行走的李昌时，对于这些官员的目光仿佛毫无感知，但是他行走间有些僵硬的步伐，却泄露了他现在的内心显然并不是看起来那么平静。
李昌时是通州人，祖上是永乐年间从江西迁移到北京的，不久之后李家一位先祖便入了公门，李家也成为了世袭吏员的家族。
大明朝的吏员，是朝廷同百姓之间最为直接的联系，朝廷颁发的各种政策都需要他们去一一执行，因此在普通百姓眼中，这些同他们经常接触的吏员便代表着朝廷，而哪些高高在上难以接触的官员，他们平日里只同士绅阶层打交道，反而很少被百姓所关注。
正因为吏员所处的微妙地位，和百姓的普遍认知，使得这些吏员们可以随意歪曲朝廷的政策，从而从百姓身上榨取利益。而他们自己则借着对于朝廷政策的熟悉，替自家或是亲友免去各种应尽的义务。
不过大明朝的吏员虽然有着这些好处，但是在明初时，只要稍有资产的人家都不愿意让家人担任吏员，因为吏员的地位实在是太低。在洪武帝的规定下，吏员的地位同娼优相等，担任吏员的人，连参与科举的资格都没有。
也就是说一旦某人入了吏途，除非有人帮助，否则基本就无法凭借自己的能力脱身。是以吏又被称之为吏役。
明初的吏员来源，主要是官府佥充、罚充，由官府挑选五丁以上的人家，腿脚强健又会读书写字，且为务农之家的人员充任，或是举人、生员因为犯错而被罚。前者大约就要干上一辈子，而后者则还有机会脱离吏途。
到了现在，则吏员大多出自告纳和官员点选，且大多数只有一个吏员的名分，并没有实际职务。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奇特的状况，完全是在于，吏员虽然地位低下，但是他可以免去其他劳役。
乡间有产之家，如果出不了一名读书人，便会退而求其次，花钱买上一个吏员的身份，以保住家产。当然吏员之间也是要区分高下的，驿站的吏员最下，其次则为州县，至于李昌时曾经担任的六部吏员，则属于高级吏员，隐形的权力比之偏远之地的州县县令并不差上多少。
但是这种隐形的权力并不是可以拿出来炫耀的东西，而他们的身份也决定了，现在的职位差不多便已经算是到头了，他们干的好未必有奖赏，但是干坏了一件事到有可能失去现在的职位。
这种多做多错，不做不错的奖懒罚勤规则，自然是培养不出什么好人出来的。李昌时能够在担任吏员的期间，只收些陋规而没有大肆贪污库房内的物资，便已经从一干坏事的通州库房官吏中脱颖而出了。
当然对于李昌时这种出身公门世家的吏员来说，库房其他同僚那种明目张胆的贪污侵占库房物资手段，他实在是看不上眼。对于家学渊博的他来说，这种捞钱的手段不仅风险太大，技术含量太低，而且所得大部分都要贡献给上司，要是遇到户部查库，又要被抛出来顶罪，实在是太不划算。
李家历代担任户部管库的一名吏员，在如何利用库房物资获取利益的手段上，早就形成了一整套隐秘而有效的手段。因此李昌时才能坦然的应对户部的查账，而库房内也没有短缺数目。
但是他没想到的是，他居然因此获得了皇帝点名嘉奖，从一名吏员提拔成了一位户部六品主事。李昌时的家族多年担任吏员，就连户部库吏也担任了快有4代人了。可以说家资极为丰厚，如果不是顾及到自家的身份，他家能够买下的田产绝不会逊色于通州寥寥几名最大的地主。
现年38岁的李昌时，正处于人生最为精力旺盛的时节。他平日里并无其他爱好，只是喜欢研究些数学问题。这也是因为，李家祖上制定了严苛的家规，不许自家子弟沾染赌、嫖之类的恶习，但是可以把学习数学作为个人爱好。
李家祖上担任吏员时亲眼看到过，不少大户人家的子弟，都是先被同僚引诱染上了这等恶习之后，便开始步入圈套，最终弄得家门衰败。而同僚好于此道者，也同样没什么好下场，因此便给家人留下了这条家规。
而至于把数学当做个人爱好，则是因为作为一名吏员不能不掌握数学，否则自己管理的账目钱粮一旦出现了漏洞，便是破家之祸。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李昌时大约将会作为一名做事中规中矩的吏员，同自己的父辈一样安安稳稳的度过自己的人生，如果没有后金入关的意外发生的话。
不过崇祯元年的户部通州库房案件，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让他从一个平庸生活中陡然跳了出来。
在过往的生活中，李昌时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能安于平淡生活的常人，就像是自己的父亲、祖父那样。每日按时去衙门点名，然后去库房巡视记录账目，下班后考校下子女的功课，同妻子闲聊几句，再弄上一壶酒小酌几杯，晚上研究下数学问题，一天也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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