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杞辰认为，整治安城这种私下情报买卖泛滥的城池，就跟治理水患一样。
既然堵行不通，就用疏。
首先，张杞辰先暗中出派人手，潜伏到安城中各处，花费数个月购买各类的情报，借此探明他们的规模大小。明面上连下数道禁令严禁情报买卖，再派人查抄了几个情报据点，作出一副要大刀阔斧整治安城的模样。可他选的查抄点都是些不起眼的小情报点，并未触及安城中真正的巨大情报头子。
其次，他暗中派人去放出消息，告诉安城的情报贩子有一个横空出世的古怪“商盟”，而头领则暗示自己有“高官”给的门路，能拿到大量军政情报。
情报自然不能给假的，否则商盟上面的“高官”就靠不够可靠。
初期张杞辰只能一心“养活”这个“商盟”，毫不吝啬的投入大量的淄州军政消息，还把加派不少斥候从其他几个郡打探消息，全部混入其中买卖，并用“七分真两分假留一分不详”的方式促进情报流通。
情报买卖这种事，向来不会全是真的。只要把握好这个度，就能巩固情报口碑。随后只要藉由所谓“高官”的“门路”，给一部分情报贩子大开方便之门，要路引给路引，要验传给验传……如果往来的地方危险，还会用“商盟”的名义找护卫保护他们的周全。
没过多久，在安城颁布的这道“情报禁令”下，有“高官门路”庇护的所谓“情报商盟”就成形规模了。
但凡想用这表面上是“商盟”、实际上却是淄州王给的种种便利，自然只能加入其中。而只要身为商盟成员，每笔情报交易都会被抽走“重税”。
当然，这所谓的“重税”在商盟成员买卖情报的所得中不过是九牛一毛，而且在情报贩子的眼里，都是进了那贪得无厌“高官”给腰包，跟淄州王全无干系。
其实，也不是没有人揣度过商盟幕后的“高官”是谁，只是大多都揣度到了张杞辰帐下得宠的王臣身上，张杞辰还顾虑到这一点，配合商盟经常“故意换掉”一些所谓的宠臣，因而打消了情报贩子们疑虑。
至于张杞辰自己除开定期需要到安城露面，并始终摆出一副对安城情报买卖“屡禁不止、焦头烂额、痛心疾首”的模样，以至于他每年都有一个月的时间要留在安城，“亲自督促”情报禁令的执行——实则顺便借机定期清理掉那些还未加入商盟的零散情报贩子，间接促使余下的惊弓之鸟下定决心加入。
如此以往，这些怀揣着所谓桀骜的江湖情报贩子们，既没有在表面上沦为朝廷的走狗，又用了“高官”给的便利，自然会把“重税”的闷亏咽进肚子里，尽可能揣着明白装糊涂，专心做自己的情报买卖。
有安城为例，淄州境内同类城池自然也可效仿治理。
这世道越乱、各地往来于淄州的情报就越多，做这门情报生意的人也就越会成倍增多，自然就能保证淄州征到了以往无法想象的巨额税收。没用多久，张杞辰治下就多了一笔可观却不可见的税赋，不停的通过情报商盟充盈进库。他却谨慎的没有直接让钱银入国库，免得被敏锐的王臣察觉，而好似先让钱银暗中入了自己的府库。再经过漫长两年，等到自己彻底掌控了州内的所有情报买卖，才用各种各样光冕堂皇的由头，走了明面的账目，确保不会露出任何破绽的前提下，逐渐平了国库赤字，并让淄州盈余逐年增多。
三年前，张杞辰终于有了足够的盈余，不仅能扩充到刚夺得到王位时的三倍兵力，还以“砸锅卖铁”的假相，凑出一只陈兵于赤水的水军，以此来防备逻桐。
数日前，他又接收了两百余万关外迁民，对耕种和开垦荒地都有了最根本的关键部分——劳徭人丁。
就在这淄州诸事均渐入佳境，即将再无烦忧的时候，宁堪开口找他借兵了。
申李二人“投诚”之后，便混迹于情报贩子堆里，他们有心于情报的消息自然也源源不断传进了张杞辰的耳朵里，所以二人投诚数月，即便实力不弱，依旧没有得到领兵或重用。
宁堪则不同。他这几年在沁园没白混，早已听从君迁子的告诫，从不自己亲自出面买任何情报。因为任谁都无法揣度情报买卖商人背后的究竟是什么人，最好的法子便是别自己出面去买情报，否则就反到会被卖情报的人盯上。
最没心没肺的宁堪学会了多留个心眼，张杞辰因此也对宁堪近年来究竟如何一无所知。而被宁堪忽悠去打听开天情报的李申二人，方才从相熟的情报贩子接过那一纸重金购得的情报，登时就傻眼了。
“不好！洛水同等兵力又势均力敌的对峙，竟已骤变至此！”
然而，让二人更没有想到的是，这所谓民间的情报贩子，早就成了淄州王的东西了。他们两才在这里打探着消息，“情报商盟”的人已经将二人又来光顾的消息传到了张杞辰手里，使得张杞辰比宁堪更早一步得知宁家夺印战的变故。
淄州，安城外，淄州王帐。
“这玄甲营究竟是什么来头，为何一直如此在意开天的战局？”
张杞辰在乌金西斜时分，带着五万兵力抵达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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