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孔子这杆大旗，古文学派是无法反对的。
虽然他们从《周官礼》的性质上出发，是对孔子不怎么感冒的，他们当初所做的是抬出周公压制孔子，但是《周官礼》到底是不是周公所作，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
此一时，彼一时，古文学派最擅长的就是“因地制宜”，就是变通，所以，作为学派的主导者，刘备想怎么做，只要没啥大义上的毛病，那就做吧。
反正学派的发展也主要靠刘备推动，否了他的意见，万一他撂挑子不干了，那可怎么办？
于是这件事情基本上就确定了，大家共同认可了刘备的意见，要【更正今文学派的谬误】，改良朝廷行政方式，在为大汉构建一个全新的礼制社会的同时，专注于全新的办事方法。
这是一个大工程，需要很多很多人的通力协作，大家也需要完成一部类似于《白虎通义》一样的类宪法式的著作，将今文学派的痕迹抹掉，重新打上古文学派的印记。
刘备也非常需要这样的一部“宪法”，将神圣东汉帝国的印记抹掉，让一个世俗化的汉帝国重生。
一群人商量了很多，针对《白虎通义》上的一些内容，进行了严肃的讨论，对一些至关重要的政治议题进行了商讨，还划分了各学派各自的任务。
在此基础之上，大家决定对《白虎通义》中的一些细枝末节的规定予以接受。
比如和年满五十岁的妾室同房的事情，还有各家子弟从十岁开始过集体生活并且传授一些生理知识之类的事情。
关于一些家庭生活内部需要礼法来限制的细枝末节，古文学派都愿意接受，一些朋友之间来往的方式，还有上官下官之间相处的方式，他们也决定接受，并不反对。
因为这些内容确实已经牵扯很大，形成很多地方的惯例了，古文学派家族对这些惯例也并不反感，骤然变更，影响反而很坏，所以刘备也没有坚持。
然后，在朝廷祭祀的方面，刘备则要求《周官礼》和《费氏易》的传承家族将朝廷祭祀方式进行更改。
原先根据今文学派《礼》、《易》的家法解释而制定的对天、神灵、先祖祭祀的一些规则，需要重新用古文学派的解释来进行。
祭祀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不能从祭祀层面剔除掉今文学派的影响，那么古文学派对今文学派的胜利就不能确认。
且祭祀层面，刘备要求古文学派尽可能地从理论基础上削弱谶纬、神秘的影响，更多的从一些现实的角度阐述祭祀的本质，且时时注意【敬鬼神而远之】的基本概念。
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刘备则决定尽可能降低《易》的内容量。
有别于《白虎通义》更加专注于《易》的方面，刘备很厌恶这些占卜预测之类玄之又玄的事情，所以要求更多根据《周官礼》的内容来制定纯粹的礼制，贯彻落实【敬鬼神而远之】的中心点。
神神叨叨的东西少弄一些，更多的专注于事物本身。
而到了《左氏春秋》所主导的具体办事规则层面，刘备的主张更加鲜明，更加要求贯彻【敬鬼神而远之】的原则，要求把谶纬观念从这一环节中剔除出去。
“我行军征战十数年，从未借助过谶纬之力，或许谶纬有一些意义，但是军国大事，不能依靠外力，而要依靠自身的力量。”
刘备以自己的威势推动了这一基本原则。
在教化方面，在太学的教育方面，刘备要求更加突出《诗》和《书》本身的重要意义，在太学内不传授和谶纬有任何关系的内容。
不倡导，不研究，不接触，不反对。
这是他定下的古文学派执政四不原则。
在这四不原则的要求之下，大家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小变通，那也是无伤大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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