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了前因后果之后，朱敬伦不由得感慨小日本随机应变的能力。
可以说日本这次入侵台湾，把所有能做的事情，都做的滴水不漏。
在入侵台湾之前，日本国内弥漫着一股征韩的舆论氛围，出现这种氛围，首先应该怪朝鲜给了日本理由。
讨幕运动成功之后，日本宣布建立天皇为核心的中央政权，接着开始维新运动，废除旧时代幕府的对外关系，一方面跟西方各国包括大明等找上门的国家签订了贸易条约，接着主动出击派使者到北亰和平壤要跟满清和朝鲜两国签订新的条约。
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外务大丞柳原前光被派前往天津，与直隶总督李鸿章签订了《清日修好条规》及《清日通商章程》，期间同样发生了礼仪之争，清廷要求日本使者三拜九叩，副岛种臣坚持认为他是外国的特使，不是皇帝的臣属，只作三揖。最后因在天津教案上露了一手后，被认为擅长洋务而被清廷委托处理洋务的李鸿章觉得这不是个事，他是一个务实的人，所以最后就随了日本人的愿望。
但是日本到朝鲜的外交活动，却出现了挫折。明末日本在朝鲜跟大明軍队打过一仗后，丰臣秀吉被打退，明白了日本的国力还无法染指大陆，之后主政的德川幕府始终采取了友好态度。朝鲜几乎是唯一跟日本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日本称之为通信国。两国官方定期通信，交换态度。
不过之前跟朝鲜的通信交流，德川幕府委托给了对马岛的大名处理。对马藩在朝鲜设置了固定的机构，命名为草梁倭馆。通过这个草梁倭馆向朝鲜传达日本国书，进行双边贸易。
可是之前，不管是德川幕府还是对马藩，都绕过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天皇的问题。但现在日本人宣布政权归于天皇了，所以他们开始使用天皇的名义给朝鲜传递了国书，满清那边都不怎么在乎，朝鲜人却怎么都无法接受。
因为国书中多次出现了皇国、皇帝等词汇，这让朝鲜完全无法接受。朝鲜国王都不能自称皇帝，品级上只相当与满清的郡王，现在好了，日本人在国书中强调他们的国王是皇帝，这让朝鲜如何自处？接受吧，好像承认了日本天皇也是皇帝，那么朝鲜无形中就低了一辈。给日本人回信怎么办，朝鲜国王可不敢自称皇帝，称郡王的话，还不够丢人的。
所以朝鲜人拒绝接受这份国书，草梁倭馆的接待官称病不见日本使者。
日本跟朝鲜通信三百年，因此中断了联系的话，对日本外交来说是一个大失败，日本人其实很积极，他们决定绕过草梁倭馆，直接找朝鲜地方政府。派员至东莱府，与府使郑显德直接交涉。最后日本派差使相良正树，馆守深见正景率领馆员、通译、使用人数十人，于1872年7月1日由倭馆出发徒步前往东莱府，但草梁倭馆训导官安东晙用尽种种手段阻止，并妨碍相良等前往，此事后来被日本称之为“馆倭拦出”事件。成为引起日本后来侵朝的导火线。
馆倭拦出事件爆发后，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明治维新之后没能改变自己命运的一大批日本武士立刻就叫喊起要征服朝鲜，民间成立了征韩党等组织，积极推动政府发动征韩战争。
日本人幸运的就是，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政权始终把持在一批精英手中，他们始终能够采用谨慎的态度对待战争。所以他们小心翼翼的先跟各方接触，比如副岛种臣出访北亰期间，名义上是跟清廷建立外交关系，最大的目的还是询问清廷对朝鲜的态度问题。
可惜的是，总理衙门中的官僚告诉日本人说，朝鲜虽然说大清的属国，但是大清向来不干涉朝鲜国政，双方不过是礼尚往来。
日本人很清楚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系是什么性质，他们就是要让清廷说出来他们管不了朝鲜的事。
同样他们也让清廷的官员说出了他们管不了台湾的事情。
就是在这次出使中，副岛种臣第一次提到了台湾问题，起因是两年前1871年，有两艘琉球商船漂流到了台湾，一艘飘到了清政府实际管辖的地域，得到了当地官府的良好救助，一艘漂流到了生番界内，结果被牡丹社的土著给杀人掠货了，这就是著名的牡丹社事件。
日本提出要求清政府惩罚生番，总理衙门的王大臣毛昶熙、董恂等表示：台湾之“生番”为中国政教政令所不及，是化外之民。日本人表示，“生番害人，贵国舍而不治，我却将问罪岛人。”
日本人摸清了在朝鲜和台湾问题上，宗主国满清不会直接干涉的态度。接着他们开始了解洋人的态度。
日本人此时最了解的洋人，一个是最早跟日本签订外交条约的俄国，两国瓜分了库页岛，另一个就是打开日本国门的美国。所以这两国的态度是重中之重。
副岛种臣就朝鲜和台湾问题获得美国公使镂斐迪的谅解，还得到俄使布策对日本的征韩不加干涉的保证。这个俄国使者，曾经在日本担任公使，跟副岛种臣私人关系很好，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副岛种臣从北亰离开的时候，直接委托布策公使代理日本在华的外交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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