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6日，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新四军军部突遭国民党七个师袭击，军长叶挺被捕，九千余人大部阵亡，其中就包括作曲家任光，这位创作了《渔光曲》和《打回老家去》等脍炙人口的歌曲的音乐家，在最华灿的三十二岁青春年华，遗憾地写下生命中最后一个悲壮的休止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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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敌当前发生分裂事件，实是自毁长城。三天后，万里重洋外的美洲洪门大佬司徒美堂，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华侨，给重庆的蒋介石和延安的毛泽东分别修书一封，内容大致如下：
“夫以我全国抗战局面，此时若因国共摩擦，弄成分崩离析，则前方慷慨之英勇将士，不独头颅枉掷，宝血空流，后方之海外侨胞之踊跃捐输、牺牲一切，亦属枉费血汗，结果仍沦为无国之民也。言念及此，谁不痛心……盖我全中国抗战，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人人须要出财出力，甚至生命，团结一致，以争取整个国族之生存。万不容任何党派各自为战，各自为政，更不容任何党派互相倾轧，贻误抗战以至亡国。今为我整个国族争取生存计，美堂等敢以血诚，向我国共两党呼号，敦请公等，速行负责，解决两党纠纷，放弃前嫌，重修兄弟之好，携手抗战。”
古稀老人声声血泪、深深担忧、哀哀规劝、殷殷恳求，及时传达了海外华侨“反对分裂，坚持团结；反对投降，坚持抗战”的殷切心声。
此时的司徒美堂，已侨居美国六十余年。早在清末，司徒美堂远涉美国谋生，在唐人街餐厅当厨师，并加入华侨反清组织洪门致公堂。后又成立“安良堂”，除暴安良，他本人被拥为“大佬”。1904年，在波士顿，三十六岁的司徒美堂握住三十八岁的“洪门大哥”孙中山的双手，相见恨晚，两人同吃同住五个月。从此，美国洪门濡染上革命色彩。民国成立后，孙中山邀请司徒美堂回国做官，他复电婉言拒绝：“吾乃不求做官，只图革命成功，建立民国，中华振兴。”
司徒美堂
“七七事变”，举世震惊，中国生灵涂炭，爱国爱乡的华侨们痛彻心扉，他们为不能亲自回国保卫国土而黯然神伤，但他们绝不置身事外、隔岸观火。事变的当晚，纽约全市侨团在司徒美堂的联络下，立即召开特别会议，决定成立华侨“救济总委员会”，为祖国筹措战费。爱国而极有号召力的司徒美堂成为美洲华侨抗日救国的“带头大哥”。为集中精力从事救国活动，他辞去工作，专司救济总会。他坚持每天早上十点上班，东奔西走，串联发动，一直工作到深夜，风雨无阻，从未间断，一干就是五年。尽管自己并不太富有，既无厂矿企业，又非家财万贯，司徒美堂还是竭其所有，尽力捐输，成为纽约地区捐款数额靠前的十七位华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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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在外侨心中，是一个亲切而伟大的词汇。他们远离祖国，但对祖国的热爱，不仅没有淡薄，反而与日俱增。华侨素有“革命之母”的称誉，海外侨胞与祖国命运息息相关。抗战全面爆发后，海外华侨不分帮派、职业、男女、老幼，同仇敌忾，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持和参加祖国的抗日战争。“输财助战”是华侨抗战的最主要形式，他们深知祖国不强的可耻可痛，要雪耻就需要捐钱。海外侨胞无论富商巨贾，还是升斗小民，男女老少，人人捐输。在南洋，谁没有缴纳筹赈会的月捐，谁的襟前就没有月捐牌，各报就会把他的大名登载出来。几乎每一个有华侨聚居的地方都有专门抵制日货的组织。广大华侨不买不用日货，侨商不经营日货。他们认为：“替日寇销一文钱的货，即无异于帮助日寇一文钱去制造军火，杀我同胞，攻我祖国。”华侨还开展了不为侵略者服务，不供给侵略者物品的“不合作运动”。
侨界泰斗、著名南洋侨领陈嘉庚，抗战时他的经济状况已极其困难，但仍全力以赴，首先认购了十万元救国公债，并自认常月捐至抗战结束，每月两千元。他说：“我们如果终日只知赚钱，不知救国，纵然发了财，但是做奴隶，做亡国奴，发了财有什么用？”缅甸仰光女侨胞叶秋莲把自己一座两层楼房及全部财产变卖，将所得钱款捐助祖国，而自己则削发为尼，过着古佛青灯的清贫生活。荷印坤甸华侨马细旦足废多年，不能工作，平日靠在街坊乞讨度日。得知暴日侵华后，他连日爬至市中心，痛陈祖国受难同胞惨状，乞钱为祖国难民请命，并将两天行乞所得四十荷兰盾交由慈善委员会转汇祖国赈济难胞。祖国前方炮火一刻不止，海外华侨捐钱一日不停。华侨平时一分一分节省着花钱，被美国人诬蔑为“吝啬鬼”，但每每为国捐款，却能一举手间即募得数十万元。抗战的头三年，侨胞们就捐献飞机二百一十七架、救护汽车一千多辆、坦克二十三辆。从1937年到1941年底，国民政府总收入为二百二十六亿国币，其中华侨捐款五十三亿，相当于国民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将近军费开支的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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