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登禹并不是信口开河。虽然，拿冷兵器与机械化的武器相提并论有些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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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身高近一米九的山东大汉，少年时因家贫辍学务农，业余习武三年，膂力超群，武艺非凡，擅使大刀。十六岁那年，不甘平庸的赵登禹千里跋涉到陕西参加冯玉祥部队。入伍不久，就被冯玉祥调到身边当警卫。后因在常德只身打死老虎，而被誉为“打虎将军”。十五年的戎马生涯，一直打的却是内战。这不是赵登禹的“英雄梦”，他希望自己驰骋沙场，能保一方安宁，让百姓过平安富足的生活，但事与愿违。他内心沮丧空虚，一度意志消沉。作为有爱国心的军人，一旦祖国遭到外侮入侵，需要将士效命疆场，赵登禹便毫不犹豫地披挂上阵，冲向战场，誓死报效祖国。
赵登禹
“九一八”事变时，赵登禹担任二十九军第一〇九旅旅长，率部驻扎山西，休整练兵。1933年初，日军将战火引到了长城一线，企图侵占华北。3月6日，赵登禹奉命率一〇九旅从蓟县出发，抢占喜峰口阵地。赵登禹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赵登禹率部与日军激战。四日后，正在前沿阵地指挥的赵登禹被炸伤，鲜血顺着裤管往下流。卫兵们要拉他下去，他却只叫人包扎一下，又拄着木棍奔走在阵地上，部署新一轮防御。当他得知日军正在休整时，便决定乘敌不备夜袭敌营。作战方案获准后，赵登禹立即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会上，他慷慨激昂：“抗日救国，乃军人天职。养兵千日，报国一时，只有不怕牺牲，才能为国争光。”他要全旅官兵保持西北军的优良传统，为牺牲的弟兄们报仇，谁也不能给西北军、给二十九军丢脸。赵登禹拄着木棍，一条腿绑着绷带，手臂上缠着白毛巾，全旅三千人每人背着一把镔铁打制的大刀，鲜红的穗子在雪地里分外醒目。部队冒着大雪急行军，神兵天降般突然出现在日军的帐篷周围，挥舞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敌人措手不及，刀光闪闪，身首异处。多少年了，中国军人不曾如此酣畅淋漓地杀过敌人。这次战斗，击毙日军三千余人，并缴获大批武器。就连日本《朝日新闻》都评价说：“明治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喜峰口外，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
赵登禹率队袭击日军特种兵宿营地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这首后来流传很广的《大刀进行曲》，就是作曲家麦新根据赵登禹的大刀队事迹创作的抗日歌曲。
赵登禹因在长城抗战中立下大功，被擢升为一三二师师长，并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赵登禹的大刀队一时间让日军十分胆寒，日本兵最害怕死无全尸，因那样死后就进不了神社。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二十九军在南苑军部召集各师长商讨对策。会后，返回河北防地前，赵登禹匆匆回了北平城老家一趟。临行前，他跪在地上给老母亲磕了三个响头，又叮嘱身怀六甲的妻子注意身体，抱了抱只有两岁的女儿和四岁的儿子，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家而去。这一去，将军血战不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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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日军动用四十多架飞机，加上大炮、坦克等重型武器，从东、西两侧冲南苑狂轰滥炸。战斗一打响，日军的炮火就集中在学生团驻地。当时，军训团的学生们还不是合格的军人，但他们无比勇猛。二十九军没有对空武器，他们只能用步枪对着天空射击低空飞行轰炸的飞机，结果可想而知。学生兵们宁死不屈，与日军展开白刃肉搏战，拼死一个算一个，刚训练十多天拼刺刀的文弱学生哪是日军的对手。最终，十条中国大学生、中学生的性命换一条日本兵的性命。南苑之战，二十九军军训团新入伍的九百二十三名学生兵，全部战死，无一投降。壮哉！
作为中将，赵登禹本不需要上前线，但他身先士卒，冒着炮火，与日军贴身肉搏。他的大刀在炮火硝烟中，如一粒微光，照亮黑暗。战斗惨烈地继续着。
不久，他接到军长宋哲元的命令，部队后撤到大红门一带集结。但因叛徒出卖机密，日军已利用“青纱帐”先行一步抢占了大红门。日军担任伏击的部队是牟田口廉的驻屯军第一联队主力，他们在南苑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架起了机枪，以火力封锁道路。在向大红门撤退途中，赵登禹乘坐的车子被炸坏，他身上多处受伤，副官也牺牲了。卫兵劝他后退，他却不顾伤重仍指挥部队反击。突然，一拨炸弹蝗虫般飞来，卷起漫天火光，他成了一个血人，双腿被炸断，昏迷卧地。醒来后，他不顾传令兵的阻拦，挣扎着要作最后的决战。佟麟阁副军长急忙赶来，准备将他送往后方医院，赵登禹忍着伤痛说：“我不会好的了，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分，没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只是老母年高，受不了惊慌，还请副军长派人替我安排一下，此外我也没有什么心事了。”说完就停止了呼吸，时年三十九岁。疯狂的敌人继续向他们射击，佟麟阁身负重伤，血流不止，亦壮烈殉国。一日阵亡两将军。
日军士兵记下了南苑恶战后的惨况：“南苑的战斗终于迎来最后的时刻，我军的苦斗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如同铁石一般的阵地终于在下午1点钟左右，被我们完全攻占了。此时，风已经停了，天空中停留着几点残云，士兵头上出现了阳光，地面上到处都是战死士兵的尸体，这就是一场白日下的噩梦。”
7月31日，平津完全沦陷。这一天，梁实秋哭着对年仅十一岁的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维新四公子”之一、诗人陈三立更是日夜忧愤，以致旧疾复发。家人劝他进医院，他不去；劝他服药，他也摇头，最后绝食五日，仙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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