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很多人都认为，乔丹上将的错误判断，使美军错过了在“巽他海峡海战”之后重创中国舰队的机会，也因此错过了阻止中国陆战队登陆迪戈加西亚的绝佳机会，应该为此负主要责任。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最大的责任人不是乔丹上将，而是美军的情报系统。
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军的情报系统没有能够准确分辨出在前往那霸的登陆舰队里有大量快速运输船。
如果没有这个疏漏，乔丹上将就能判断出，中国海军在西太平洋上的动作都是假象。
可惜的是，美军情报机构出了这个疏漏。
当然，这也不全是情报机构的责任。
在全球自然灾害之后，近地轨道彻底瘫痪。虽然到了二零五零年，人类掌握的技术已经能够清理近地轨道上的太空垃圾了，但是在全球自然灾害期间成立的全球气候事务委员会已经形同虚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独自承担清理太空垃圾的重任，中国与美国都担忧恢复近地轨道会被对方所用。结果就是，最有能力的两个国家无动于衷，而其他国家又没有这个能力。
对战争来说，最大的影响就是以卫星网络为基础的战略侦察系统全面瘫痪。
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中美双方的主要侦察手段是侦察机、潜艇、侦察兵与谍报人员。战争初期，因为双方都没有绝对优势，所以在战略情报上，谍报人员是最主要的侦察力量。
显然，双方都缺乏可靠的战略情报系统。
事实上，这也是交战双方为什么经常会遇到关键情报延迟的现象，因为谍报人员的效率本来就不高。
从这个角度看，乔丹上将确实没有什么错。
当时，他掌握的所有情报都表明，中国军队即将在西太平洋上发动一次规模宏大的战略进攻，而且目标就是关岛。作为参联会主席与海军参谋长，乔丹上将不可能不知道关岛的重要性。
从战略价值上讲，关岛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迪戈加西亚。
别忘了，太平洋才是主战场，印度洋只是中国的主战场，不是美国的主战场，即便美军丢掉了印度洋的制海权，自身受到的威胁也非常有限，无非是让中国打通了连接所有战场的海上航线。
当然，如果乔丹上将看穿了牧浩洋的策略，情况肯定会截然不同。
别的不说，只要从西太平洋抽调舰载航空兵，第三舰队能在二十日夜间恢复战斗力，美军在印度洋上的舰队最快能在二十三日抵达迪戈加西亚东南海域，而特遣舰队最快也只能在二十二日夜间到达。也就是说，特遣舰队最多只有一天时间来轰炸迪戈加西亚，然后就得与美军舰队作战。从战术上讲，如果特遣舰队轰炸了迪戈加西亚，等于暴露行踪，而美军舰队却没有暴露行踪，也就有了偷袭特遣舰队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如果美军舰队没有直接赶往迪戈加西亚，而首先北上，封锁从马六甲海峡前往迪戈加西亚的航线，也就有能力在二十一日夜间、或者二十二日凌晨截击正在前往迪戈加西亚的登陆舰队，使中国海军丧失攻打迪戈加西亚的能力。随后，美军舰队可以主动撤退到澳大利亚西部海域，等着特遣舰队主动找上门来。
由此可见，只要从西太平洋抽调舰载航空兵，美军就能在印度洋上掌握主动权。
事实上，这也正是阿诺德与里梅尔提出的建议。
两人都认为，美军应该首先截击登陆舰队，然后把舰队撤退到澳大利亚西部。如果中国舰队没有开赴迪戈加西亚，而是奔赴西太平洋，还可以把抽调给第三舰队与第四舰队的航空兵派回去。
问题是，这个建议完全不具备可行性。
别的不说，转移六支舰载航空兵联队绝对不是说句话那么简单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办到。
以当时的情况，如果从西南太平洋战场把六支舰载航空兵联队转移到西太平洋，最快也只能在二十五日完成。如果中国舰队杀奔西太平洋，此时已经夺取了制海权，说不定中国陆战队已经登上了关岛。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舰队的威胁下，美军舰队肯定会继续后撤，因此转移舰载航空兵联队的难度将大大提高，甚至无法完成。结果就是，美军舰队要么退到夏威夷群岛，要么冒险南下。这两种选择都意味着，关岛上的美军必须在没有舰队掩护的情况下独自作战。
毫无疑问，乔丹上将绝对不会做这样的蠢事。
也正是如此，乔丹才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情况下，决定首先巩固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再决定是否出兵印度洋。
只是，到了二十日，战局出现了转变。
当天，中东战场上，“德拉会战”结束，以色列与叙利亚当局先后宣称在这场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德拉会战”，可以说是中东战场上自“西奈半岛战役”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
在这场会战中，以军先后投入三十二个旅、总计二十七万地面部队，叙利亚、约旦与中国陆军则投入了一个集团军、四个装甲师、六个步兵师、十二个预备师与六个独立旅，总计三十八万地面部队。会战的结果是，以军经过苦战攻克了德拉，并且在会战结束前包围了安曼，中叙联军则在苏韦达省西南地区的战斗中，围歼了以军十二个旅，阻止了以军继续向北突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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