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和平抱有幻想的，绝不是个别人。
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之后，“和平理想主义”就在国内抬头，到中南半岛战争之后，更是成为了一股社会风气。当时，一些国内的“和平组织”表现得非常积极，比如组织志愿者去周边国家支教。在二零三一年，越南南部地区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洪灾之后，国内的民间组织就发起过捐赠与救助活动。
归根结底，“和平理想主义”是一种由民间发起的思潮。
首先，在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与中南半岛战争之后，中国的周边局势大为改善，在南亚与东南亚获得了最大的话语权，民众所关注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比如南海争端，以对中国有利的方式逐一得到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讲，到二零三零年左右，中国迎来了自建国之后最为优越的生存环境。
其次，中国的军事实力在这几年间得到了长足发展，综合军力已经接近美国，军事大国身份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承认。此外，从长远发展来看，仍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超越美国只是时间上的问题。由此，很多民众都认为，中国不但有能力捍卫国家安全，也有能力遏制外来威胁。
最后，中国的经济规模在二零三零年与美国持平。虽然美国也处于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二战后的巅峰，而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二零二五年就回落到了理性水平，所以增长率不比美国高多少，但是按照最保守的估计，中国也能在二零三五年，全面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这些因素，都使国民充满了自信。
自信的结果就是，绝大部分民众认为，中国现有的实力，已经足以保证国家按照正常模式发展下去，因此应该在对外政策上做出调整，树立新的大国典范，以完全不同于美国的方式成为世界头号大国。
所谓的新方式，实际上就是和平崛起。
说得直接一点，在有足够的能力遏制外来威胁的前提下，中国没有理由通过军事扩张来超越美国。
只说道理的话，这种观点没有错。
问题是，在国际斗争中，道理是永远也说不通的，真正的核心是实力，即一个国家在捍卫国家利益中展示出的实力。
实力不是简单的数值对比，在很多时候必须通过实际行动体现出来。
说得形象一点，实力就是体重，如果仅有实力，而没有发挥实力的决心，实力就没有任何用途，如同体重一吨的水牛是体重两百公斤的狮子的食物。只有把实力发挥出来，通过行动才能转化为利益。
事实上，历史上的所有世界级强国，没有一个是和平崛起的。
在历史上，中国也绝非只懂得、或者只依靠和平的力量成为世界大国。
所幸的是，在社会上，仍然有不少人、或者说是大部分民众相信，中国在崛起道路上肯定会遇到很多艰难险阻，而且无法用和平手段克服，因此在必要的时候，必须用更加强硬的方式铲除障碍。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娱乐文化。
比如在二零二五年之后，国内电视剧中，以往盛行的清宫戏、抗日剧开始销声匿迹，代之以描述盛唐与秦汉时期的古装戏，特别是历史大片。在二零二七年，一家民营制片公司还耗资二十八亿元，把“唐学会”几名历史学家联合出版的历史书籍改编为剧本，拍摄了一部总共五十集，以唐朝大将高仙芝远征西域为主题的历史大片，在开播后获得了高达百分之二十二的收视率。随后，该制片公司把唐朝的历史拍成了剧集，在接下来的五年内，一直是国内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
除了电视剧，电影题材也悄然转变。
只是，电影的主要题材不是历史，而是现代战争。比如在二零二九年，中国海军远征印度洋的作战行动被改编成电影。为了协助拍摄方，海军还专门派遣“黄河”号航母战斗群前往印度洋。有趣的是，因为借用了牧浩洋等人的人物形象，在电影上映之后，牧浩洋等人还拿到了一笔版权使用费。
这些文化层面上的东西，非常直观的反映出了社会文化的基本面貌。
可以说，当时中国人的情绪非常复杂。
当两股不同的文化发生碰撞的时候，必然迸出火花，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最终都会在国家的基本政策上得到反映。
也正是如此，易援朝的理想主义才有足够多的支持者。
只是，如同李明阳所说，民众可以存在幻想，但是作为军人，特别是掌握了实权的军人却不能有任何幻想。
和平崛起确实是一种选择，却不是当前的选择。
中国与日本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如果日本是一个理性的国家，也许中日矛盾还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得到化解，至少能够控制在最低限度之内。可惜的是，日本不是一个理性的民族。日本已经选择了前进方向，正如同牧浩洋的认识一样，中日战争的主动权不在中国，而是在日本。只要日本愿意和平相处，中国就不会挑起战争。只要日本蓄谋通过战争改变现有格局，挑战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就没有第二种选择。
发展到这一步，谁打第一枪已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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