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总兵姜瓖发起的兵变虽然很快就被平息了，但是这一事件对于山西地方的政治生态及全国的社会形势却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首先对于山西本地的士绅来说，特别是大同地区周边的士绅地主，这就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因为此前他们同姜瓖往来的关系，再加上之前为亢氏抱不平的言论，使得这些士绅地主都陷入了谋逆造反的阴影之中。
原本一直持中间立场的山西官员们，虽然他们认为朝廷颁发的铸币法案并不算是什么错误的政策，但是考虑到自己治理地方还需要同这些士绅豪强继续打交道。
特别是这样的大旱年景，失去了地方士绅大户的支持，地方官员想要筹集物资赈灾就更难了。更何况，在地方士绅这样大的反对声中，朝廷究竟能不能够坚持这一法案还是一个问题。
大多数官员并不希望自己在执行了朝廷的政策之后，朝廷又对那些士绅退步了。那么他们费心费力的去做事，到头来却是两头受气，这又是何苦来由。因此为了自己工作上的顺利，这些官员们对于实施铸币法案并不怎么积极，只是一味的观望着。
当大同兵变这一事件爆发之后，这些官员们终于确定了朝廷的风向，也知道了朝廷对于推行铸币法案的强硬态度。既然如此，他们自然也就不会如之前那样继续敷衍做事，从而让朝廷盯上自己。
而对于那些山西士绅来说，他们除了确定了朝廷的强硬态度之外，还清楚的认识到了这样一点。在朝廷表现的强硬态度背后，朝廷手中还拥有着足以解决掉他们的力量。
大明朝毕竟不是两汉魏晋，所谓的地方豪强，终究不是门阀大姓。在科举制实施了千年之后，地方上再也没有了可以垄断一地社会资源的名门望族。
两汉魏晋时代的名门望族，那可是真正有能力割据地方的豪强，以至于皇帝都要求他们出仕，才能巩固国家对于地方的统治。而今天所谓的名门望族，则完全以家中有多少举人和进士，出过几名尚书、阁老为荣。
也就是说，过去的名门望族依靠的是自身的力量，即便是王朝更替，也不会损害到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威。但是今日的名门望族却主要依靠于体制内的力量，一个人的家族中要是没有人出仕做官，这个家族在地方上的声望就会迅速下跌，甚至于有可能掉落士绅的行列。
自土木堡之变后，大明原本的皇帝、勋贵、文官三种权力互相支撑的统治格局就告破，变成了皇帝和文官之间互相依赖又互相争夺行政权力的局面。
明朝中后期的几任皇帝，对于处理国家大事的兴趣并不浓厚，这也使得原本只是为皇帝草拟文书的内阁，变成了统治大明的权力中枢，这也就意味着文官集团几乎已经把持了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
从嘉靖、万历直到天启，这几位大明皇帝维持手中权力的秘诀，无非就是用内廷牵制外廷，拉拢一部分文官打击另一部分文官而已。
正因为这个国家的行政权力已经为文官所掌握，因此士绅清流才敢毫无顾忌的做一个直言犯上的忠臣。反正有文官们罩着，皇帝处死不了自己。而且在地方上晃荡几年后，自然会有人依据他的名望提拔他，让他重新回到朝堂上去。
士绅官僚们沆瀣一气，控制着国家权力的同时，早就已经忘记了，这些权力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大明王朝统治这个国家时所赋予官僚士绅的东西。
一旦他们失去了体制的庇护，也就无法再继续利用体制所赋予的权力去抵抗体制本身。大同总兵姜瓖的灭亡，无疑给他们上了深刻的一课。
即便是手中握有军权的总兵官，在朝廷的力量面前依旧脆弱的很。姜瓖尚且如此下场，他们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又要如何去抵抗一个翻脸不认人的朝廷呢？
于是原本聚集在姜瓖身边诽谤朝廷的士绅豪强们，现在一个个的都在唾弃叛逆姜瓖，一个比一个的更痛恨此人，称赞朝廷出兵平乱的神速，试图以这种行为来同姜瓖做出切割。
几乎在一夜之间，山西地区的士绅就成为了铸币法案的强力支持者，纷纷拿出了家中的金银存入了银行，就连自家女眷的金银首饰都没放过。
为了表现自己的忠诚，这些士绅们还不停的向都督府和巡抚衙门告密，将他们所认为的隐藏在士绅中间的乱党举报了出来。
对于周三畏这等武臣来说，这些士绅的举止自然是值得鼓励的。因为他们之间的互相举报，使得山西地方自然的安定了下来。现在这些士绅家族之间的互相提防，比他们此前对于朝廷的不信任还要严重。这也就意味着，短时间内山西的士绅地主已经无法再团结起来对抗朝廷了。
但是对于山西地方上的文官来说，这样的场面显然是他们不乐于看到的。虽然因为这些地方士绅豪强的服软，使得他们交出的物资已经让山西地方可以安然度过今年的旱情。
不过这些士绅们寡廉鲜耻的表现，加上都督府借机插手地方上的赈灾事物，都让山西地方上的文官们感到羞耻和不满。
于是在大同兵变平息后不久，山西巡抚宋贤就派人送信给了大同巡抚叶廷桂，要求他和自己一起上书弹劾大同都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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