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李岩和多尔衮所率领的明清两军在营口城僵持了数日之后，出征熊岳镇的明军大部队终于从海上返回了，比起从海上登陆，从海上撤退部队所要花费的时间显然更久。
不过幸好孙传庭的决定下的早，在劳萨等清军骑兵赶到盖州城时，明军已经撤退的差不多了，而熊岳镇的清军显然是被明军之前的猛烈进攻给打蒙了，他们对于明军的突然撤离并没有进行任何阻扰和侦查，只是守在要塞内抓紧时间维修着被炮弹打坏的工事，生怕明军去而复返。
直到劳萨派出传令兵同熊岳镇的守军进行了沟通，守军方才知道明军已经从海上撤离了，而一直牵制着复州军的金州明军，也开始缓缓退回了金州，阿巴泰和阿济格两人也同样没兴趣追击下去。
这只由辽东逃亡汉人组建的上万东江镇精锐，在朝廷的数年将养之下士气极为高昂，在加上有耿仲明、孔有德、金日观三名饶勇之将的带领下，这次对于复州军的进攻更是迫使阿巴泰和阿济格只能据城死守，不敢离开城池同对方野战。
虽然沈阳一直在拉拢东江镇并离间其同明国朝廷之间的互信，但是随着大明抢了朝鲜的济州岛，又在海参崴、、双城子、黑龙江下游、皮岛等地建立了新开之城，把东江镇收拢的大批辽民及军属迁移到这些地区之后，东江镇原本近乎于半独立的军镇地位便渐渐失去了。
毛文龙返回京城进入元老院养老之后，东江镇便已经同大明普通的边军系统没什么区别了。崇祯这十余年来对于东江镇所部养而不用，再加上不停的提拔调出将领和不断的从外部委任将领进入东江镇。到了崇祯十二年，东江镇的部队和辽西镇的部队一样，几乎很难形成一个内部利益一致的军事集团了。
比如驻守金州的三位明军将领，耿仲明、孔有德是毛文龙的义子出身，但是金日观却是蓟州镇出身。这种地方军事集团格局的打破，进一步加强了朝廷对于这些地方部队的控制。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将领的上升渠道也同样被打开了。比如毛文龙身边最为得力的义子赵承东，现在已经成为了东西伯利亚总督府总督，地位上已经不比毛文龙低上多少了。
在耿仲明、孔有德这些东江将领看来，虽然东西伯利亚地区寒冷偏僻，但是这毕竟还是大明的总督，在地方上和土皇帝又有什么区别。正是有赵承东这样的榜样在前，东江将领自然就想着上战场捞些军功，也给皇帝看看自己并非不如赵承东，希望能够获得皇帝的青睐了。
而自总参谋部建立以来，大明军队的组织和军功奖惩方面也有了许多变化。因为现在军队兵员的补充必需统一通过总参谋部进行调配，私下征兵的不仅不会得到总参谋部的承认，无法获得后勤上的补给，违规将领也会受到调任或是退役的处罚。
就连毛文龙这样独自开创一镇的军头，在总参谋部和兵部的不断揉搓下，最后也服了软，把一部分军权交了出来，自己跑来北京任职了，其他军队的将领就更缺乏同朝廷和总参谋部对抗的意志了。
掌握了一支军队的兵员补充、后勤供应、军官晋升，那么这只军队自然就无法再谈什么独立性了。耿仲明、孔有德这些辽东矿徒出身的东江将领，虽然还能同部下们谈一谈乡里之情，但是再想要像之前毛文龙一样，如臂使指的控制自己的部下，已经是不太现实了。
而对于大明的总参谋部来说，虽然总参谋部的官员们更乐意支持从头组建的新军，这样的军队更容易受总参谋部控制。不过毕竟大明的九边重镇并不是已经一塌糊涂的卫所军，这只边军系统还是有些战斗力的，想要把他们一并裁撤还是会引发诸多问题的。
为了确保能够尽量裁撤旧明军，而成立一支总参谋部能够控制的新军，那么自然就要制定一个裁撤和整编的标准。总参谋部制定的标准自然不是文官的自由心证，不过这些标准最终都是围绕着军队作战的表现而划分的。
也就是说，越是不能打不敢打的旧军队，就越是容易首先变为裁撤对象。而那些敢打又能打的军队，不仅会得到总参谋部在各种资源上的倾斜，也越是容易扩大编制。
当初蓟州之战中，面对八旗军保持实力的辽西诸军，现在大部分都被裁撤或是打散分入其他军中去了。倒是连战连败的满桂军，不仅第一时间被补充了损失的兵员，并首先获得了新军的番号。
东江镇的将士们于是发现，之前朝廷虽然给予了他们一定的优待，解决了他们的温饱问题，并大幅度的降低了他们出战的频率。可是在这种优待的背后，却是大明新军快速发展的十年，到了崇祯十二年，他们原本以为还不错的待遇，在近卫军和野战军的待遇对比下，就有些差强人意了。
在这样的局势下，东江镇将士也就从守住地盘的思想，开始慢慢转变为想要立功受赏，获得同野战军相同待遇的想法了。
在过去数年里，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量，东江镇将士把金州南山要塞区修的是固若金汤。但是他们也发现这也成为了一个问题，刚开始几年里，清军还不断来袭击骚扰，试图阻止他们修建这条地垒要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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