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情最难的是什么？朱由检以为是跨出第一步，越是过程漫长的大事件，这第一步就越难跨出。事实上有些看似毫无成功可能的事情，当你有勇气跨出第一步时，起码就已经将某种可能抓在了手中。
就好比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丢下江西根据地转移时，几乎没有一个人会知晓他们是开创了长征奇迹的伟大红军，而不是第二个石达开。
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不管崇祯做什么都不会缺乏支持者和反对者，而他所需要的做的便是将支持者弄的多多的，把反对者削弱成少数而已。
经过十一年的改革，朝廷已经在河北地区获得了最广泛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昔日的北直隶已经成为了崇祯的基本盘。这并不是如过去那样，皇帝只是从当地的地主士绅那里获得的支持，当地百姓的忠诚是通过本地士绅地主转移到他名下的。
这是通过退役军人协会、农会、公社组织、县议会、学校，直接把朝廷的统治施加到农户头上的严密控制。河北士绅对于自家土地上耕作的百姓控制权力，已经被削弱到有史以来的最低。公权力已经进乡入村，重新构筑了大明朝的权力基础。
正是凭借着对于河北地区的彻底掌握，朱由检才有这个底气跨出对于南方士绅阶层的挑战。而崇祯十二年的河南大旱，也迫使他放弃了缓缓对付南方士绅的策略，决定采用一种激进且暴力的手段，敲开江南士绅对于地方政权的把持包揽。
不过崇祯也很清楚，在没有外力的推动下，内阁的这些阁臣们是不会这么轻易的跨出这一步的。因此在他向钱谦益交底之后，便立刻招来了崔呈秀、冯铨、孙之獬等人，开始营造时势，以逼迫中枢大臣们表明自己对于救济灾荒的态度。
于是大明时报上开始成编累牍的出现了北方各地灾情的汇报，同时开始呼吁大明上下各阶层同心协力的对抗这百年一遇的北方大旱。崇祯亲自撰文刊登于时报上，认为抗击旱情不仅仅是灾区百姓的事，同样也是全大明百姓的事。
他还认为，这是一场人和自然搏斗的战争，朝廷绝不能袖手旁观，看着灾区百姓自生自灭。朝廷必须以对抗外敌入侵的心态，领导和凝聚全国的力量去打赢这场战争。在真实的战场上出卖祖国的叛徒要处以极刑，那么在抗击旱情的战场囤粮居奇破坏抗灾的人，同样也是人民的敌人，不应当再受到法律的保护。
崔呈秀、冯铨随即响应了皇帝的号召，领导着北方的士绅组建了赈灾捐助物资慈善会，主动捐出钱财前往南方和海外购买粮食，以赈济灾民。而北方的不少大地主和粮商们也公开表态，在这样的灾荒之年绝不囤粮居奇，也不发国难财。
从京城发端的舆论声势，很快席卷了北方诸省，赢得了受灾各省士绅百姓的支持。接着是浙江、福建、广东、云南等南方省份的发声，这让还在摇摆不定的内阁阁臣们陷入到了一个困境之中。
江南士绅们的势力虽大，但也不及此时关注内阁动向的北方士民对他们的舆论风评。大明朝的官员首重的就是名誉，只要名誉不被败坏，哪怕暂时失去了官职，总还有复起的希望。但是一旦坏了名声，这官是无论如何都做不下去了。
当下京城和北方的风潮已经刮起，拯救灾情已经成为了政治正确，任何敢于在这点上发出质疑的官员，无疑就等于是政治自杀。而崔呈秀、冯铨领导组建的慈善会，更是赢得了北方士民的极力称赞，这甚至将两人身上的阉党污点都洗去了不少。
崔呈秀、冯铨可不是孤家寡人，他们下面有着各自领导的部门和众多北方士绅的支持。这两人的声誉高涨，顿时引起了内阁诸臣的警惕。在当前的局面下，如果内阁倒台而什么人能够受益的话，显然是这两位有重新组阁能力的阉党骨干了。
此时的内阁六部，势力最大的自然是改革派官员，其次才是从东林党人脱离出来的新东林党。改革派官员虽然大多和阉党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甚至有些人根本就是所谓的阉党，但是阉党本身就是一个为了反抗东林独大局面而依附于魏忠贤周边的政治联盟，真正拥戴魏忠贤的阉党骨干其实并不多。
所有当崇祯登基之后，便轻易的拉拢了黄立极等阁臣，将魏忠贤、崔呈秀赶出了京城。而黄立极组阁之后，也迅速的和魏忠贤、崔呈秀撇清了关系，这才有了改革派官员的出现。这些改革派官员虽然出身于阉党，但是对于这个已经过气了的政治联盟并无好感。
在当前改革已经进入到平稳阶段的状况下，改革派官员已经稳稳占据了官场的上升渠道，他们自然不会再把崔呈秀、冯铨请回到自己头上来。而出于对这些阉党骨干的了解，这些官员比东林党人更加警惕他们的复起，担心他们得势后清算自己这些背叛者。
至于新东林党人，虽然他们比东林党人的政治态度要温和一些，愿意同改邪归正的改革派官员们共同主政，但是不代表他们愿意接受迫害东林领袖的阉党骨干们重新进入执政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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