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八年也就是后金的天聪九年，在黄台吉以退为进向明国低头退让之后，就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发展国内生产和梳理满洲、蒙古、汉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上。
凭借着从朝鲜劫掠来的人口和大量财物，后金在沈阳周边大举屯垦，在农业上引种了从明国带入的土豆、玉米等海外作物，又有朝鲜人把早熟的改良水稻在东北试种成功，使得后金的粮食生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而后金纸币的发行也开始渐渐有了起色，不仅在沈阳和营口获得了认可，这些纸币也开始深入到了后金属下的蒙古及野人女真各部。
农业生产的发展让后金的粮仓开始丰盈起来，而纸币的发现则迅速的让后金的国用充足了起来。八旗亲贵和那些汉官们并不了解这当中的经济规律，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此恭维黄台吉，称颂这一政策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政。
黄台吉虽然没有被这些恭维冲昏头脑，他并不认为靠着印刷纸币就能制造出财富来。但是市场上物价的平稳和国库内财富的不断积聚，却又让他舍不得对纸币发行的规模进行限制。
更何况在他心里还有着一道保险，认为真要出了什么事，就将主持纸币发行的范永斗推出去平息众怒也就是了。现在要是对纸币的印刷作出限制，不管是推行屯垦还是打造军械，都将会受到经费不足的限制，这可不是他愿意看到的。
而对于主持纸币发行的范永斗等商人来说，他们感觉现在的自己就像是在天堂和地狱中轮回往来一般。
纸币的发行使得他们可以用不值钱的纸张去换取后金市场上的大宗物资和金银等硬通货，然后再高价出售给明国的商人，这两者之间的差价使得国库和经手的商人都获得了极大的好处。
而且，纸币取代硬币成为货币的另一个好处就是，沉淀在商户或百姓手中的纸币，等同于是他们将自己的财富无息借给了国家周转，对于范永斗这些商人来说，这笔无息借款拿出去放贷，收取的利息也是极为惊人的了。
但是，随着纸币发行规模的不断扩大，范永斗等商人就发现自己已经深陷入一个庞大的旋涡内了。
首先，后金国内及附属的蒙古、野人女真各部，此时并没有养成商品经济的概念。大多数人都认为，金银虽然贵重但依然不及各种生产及生活物资重要。
蒙古人和野人女真宁可拿几张上好的貂皮、狐皮换上一顶暖和的皮帽子或一桶酒水，也不乐意接受金银货币。而八旗亲贵们更喜欢拿庄园里的产出交换明国出产的各种布匹绸缎、瓷器、茶叶、白糖等商品。
也就是说，不管是后金的附属部族，还是国内的满蒙百姓，他们认可接受后金纸币的前提，就在于这些纸币能够购买到来自大明的商品。
而后金国能够用于支持这些纸币兑换价值的，只有马匹和粮食。随着纸币发行总额的不断上升，范永斗惊恐的意识到，纸币的发行并没有让后金的经济变得独立起来，反而让后金经济变得更为依赖于同明国的商品贸易了。
如果现在切断了同明国之间的贸易，那么后金纸币将只能涌入到马匹和粮食的交易中去，除非汗王下令没收蒙古诸部及各旗的公有财产，否则国家所拥有的马匹和粮食根本无法冲抵已经发行的纸币数量，这只能造成纸币的大幅度贬值，就像大明宝钞一般被百姓所弃用。
范永斗感觉自己的脖子后面总有些发寒，要是真的出现了这样的场面，他可不认为那些受到了损失的满蒙贵族会轻易放过他。
最令他感到寒心的还不仅仅于此，爱新觉罗家子嗣旺盛，宗室子弟便有上百人之多。这些宗室子弟也并不是都像岳托等人那样颇具才能，能够领兵上阵的人才。
虽说后金刚刚崛起不久，这些宗室子弟还不像明朝的宗室那么混账，但他们也还是需要国家奉养的。后金本身的经济就不发达，多余的一点家当不是投入到再生产中，就是被拿来拉拢蒙古及野人女真各部了，因此爱新觉罗的宗室们过得一向比较清苦。
如今范永斗这个明国逃来的外人，仗着印刷纸币陡然富裕了起来，爱新觉罗的宗室子弟自然是不甘心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印刷纸币并不是什么难事，这么简单的事汗王居然不交给家里人管理，反倒是給了一个地位卑下的外人，实在是令人难以信服。
这些宗室子弟自然会时不时的上门找茬，顺便打打秋风。而比这些宗室子弟更麻烦的，便是那些爱新觉罗家的女性，她们常常光明正大的上门来借钱，不是借了就再不上门，就是三天两头的过来借钱而不肯支付利息。
这些爱新觉罗家的女子，不管是被黄台吉称为姑姑还是格格的辈分，她们对于财物的贪婪行径，就算是黄台吉也是无可奈何，只能呵斥她们的丈夫和父亲几句就算完事了。
在这种内外夹攻之下，就连范永斗自己也不得不突破了自己制定的纸币发行数额，将后金元的发行数目一次次的突破到一个新的高度去。
金钱不断涌入国库的景象，总是能够给所有人一个错觉，认为这样的景气能够永远的持续下去。哪怕是有那么几个聪明人觉得不对，也只是想着在大厦崩塌之前捞上一笔，而不是试图去阻止大厦的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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