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祯此前的数次改革下，稍稍有些能力的勋戚们，都已经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缩小手中的土地面积，将这些土地资本转化成了实业资本，从而获得了比地租更高的利益。
但也有那么一些勋贵，他们除了兼并土地，向庄户收取田租之外，就完全没有其他的牟利想法。偶然有那么一两个勋贵，看到了股票市场内的激烈升降，想要博上一把，却毫无列外的失败了，不得不重新回来当安稳的地主。
但是现在，在英国公和诏狱刑具的双重威胁下，这些不想作出任何改变的勋贵们，在崇祯四年三月不得不主动作出了改变。把手中的土地交给英国公，用以成立一个类似于宗室基金会的组织。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救赎。在剩下了最后七个人之后，英国公不再派人继续劝说，而是告诉他们，他们之中只有两人可以出狱，剩下的人将会作为谋逆犯进行审判。
原本还在死扛的剩下七人，在犹豫了一刻钟后，顿时有人开始迫不及待的向英国公恳求宽恕了。英国公挑选了揭露旁人最为利害的两人，作为谋逆案的证人。
接着他告诉剩下的五人，承认有罪的，将会被流放海外；坚持不承认的，将会被判以极刑。
三月二十七日，剩下的五人都选择了认罪。他们的土地、府邸被没收，但随身财物获得了保存。年六十以上及十六以下的男女被准许返回原籍居住，其余人等被发往库页岛、扶桑岛、海参崴、庙街等地。
三月二十九日，英国公写完了这起谋逆案的结案书后，于当晚逝世于睡梦之中。而就在七日前，英国公世子张之极已经前往了婆罗洲，担任婆罗洲总督一职。
于是，英国公世孙张世泽替代父亲发孝送葬。在送葬结束之后，张世泽向崇祯递交了英国公的遗折，遗折上面请求皇帝准许张世泽接任英国公之位。
虽然跳过世子，让张世泽接任英国公之位，让勋戚和官员们都有些震骇。但英国公去世前办理的勋戚谋逆案实在有诡异，也让英国公府失去了不少勋贵和文臣的信任，因此最终大家都没有对这事发表什么看法。
也就在三月二十九日，夏允彝终于起程，从西安返回京城了。在陕西的这几个月中，他终于明了了古人说的一句话：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夏允彝此时才真正认可，此前崇祯每次前往燕京大学时，都要对他们说：与其在安静的书斋里读上十本书，还不及亲自同十个农夫进行交谈，更能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
在陕西的这几个月中，夏允彝发觉，曾经那些让他感到敬仰的名士君子，口口声声要以民为本的士绅大户，一旦触及到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就会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
在他行走陕西各个地方时，几乎每个县内都有那么一些洞悉世情之人。这些人在他面前也毫不掩饰的说过，整个大明朝自上而下都烂的很，要是官吏再这么腐败下去，百姓迟早会对朝廷绝望。
这些人也同样知道，土地兼并将会把那些底层的农民逼上绝路，这些无地的流民在无法生存下去的时候，就会成为引燃地方民变的火种。
但是，也同样是这些人。当他们拥有了哪怕是一点点权力，他们都要用以压迫敲诈那些毫无反抗能力的百姓，来为自己获取好处。
只要有兼并土地的机会，他们就绝不会放弃，试图把周边的土地都变成自家的田宅。
在没有见到这些人之前，夏允彝还真难以相信，这世间居然会有如此厚颜无耻，口是心非之人。他们中有不少人，还是地方上出了名的君子和乡贤。夏允彝此前三十多年竖立的价值观，在这个冬天被砸的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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