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后两类人和前两类人的表现有这么大的差异，就是在于，后两类人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超出他们需求的粮棉，要不要用于交换，对于他们的生活构不成什么影响。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需要做的，便是拉拢第一、二类人，打压第三、四类人。最终将所有的地主都变成，为市场生产商品粮、商品棉的农场经营者。
配给制度并不单单只是，将有限的粮食集中起来，进行最有效率和兼具公平的再分配。它同时也是为了让我们的工厂，能够获得稳定原物料的手段之一。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朝廷的利益和第一、二类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和第一、二类人进行接触，确定粮棉的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从而确保大家在这个共识的范围内行事，而不是互相损害对方的利益。
而对于第三、四类人，朝廷也没有必要直接出手。我们可以允许一部分人成立粮棉收储公司，由朝廷对他们颁发特定范围内征购粮棉的执照，让他们获得配给制度实施后的一部分利益，从而让第三、四类人对朝廷的不满，转移到这些执行者的身上去。
当然，对于成立这些收储公司的人员，户部要进行严格的挑选，要尽量挑选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人员来建立。不要选择，想要通过粮棉征购获得利益，却又要朝廷去给他们站台的那些人…”
如果是两年前听到皇帝的这番言论，郭允厚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少年人的胡思乱想，把国家大事当成了过家家的游戏。因为他自己就是这类自给自足的士绅地主中的一个，光靠老朱家给的那点俸禄，他早就喝西北风去了。
因此这个政策都不用拿出去讨论，他自己便要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崇祯的主张，以保护自己的家业了。就算他那时已经上任户部尚书，他也不会觉得国家财政出现问题，和户部有多大关系。
若是放在一年以前，对于皇帝的这番言论，他也许会理解，但却不会表态支持。因为和那些自给自足的士绅地主相比，前两类人的力量未免太微不足道了。
当然他也不会完全否定皇帝的主张，因为管理国家财政的权力归属于户部，不仅极大的提高了户部在朝廷上的地位，也给户部的官员们带来了不小的经济利益。
可以说，在一年前户部官员们已经率先脱离了，要依靠家中田宅出息补贴自己的游宦生涯了。光是三大银行、股票、债券的连续出现，就已经让户部的官员们从中获取了，相当于某些官员家中田地十几二十年的产出收益。
在获得过这样的高额灰色收入之后，户部官员对于每年田地里的那点固定产出，便有些看不上眼了。他们开始热衷于自己的工作，或者说是积极的拓展着手中的权力外延。
皇帝的主张，将会给户部一个拓展权力的机会，作为户部尚书的郭允厚自然不会完全否定，但是他会建议皇帝将目光放在那些小地主和自耕农身上，而不是试图挑战人数众多的普通士绅阶层。
但是到了今天么，郭允厚思索了许久，都找不到要反对皇帝主张的理由。今日的户部已经成为了，一个内部凝聚力相当强大的部门。
这不仅仅在于，户部率先建立起了一个更为紧密的组织管理体系，也在于现在户部获得的权力效益，已经通过集中后的再分配方式，较为公平的分配到了每个户部官员的手中。
原先那种层层进贡式样的封建官僚体系已经差不多瓦解了，部门的利益第一次出现在了官员个人利益之前，即便是户部尚书的郭允厚，现在也很难以损害户部利益的方式去推行某项政策。
出现了这种状况原因便是，当皇帝在户部推行会计准则之后，曾经一个官员或是几个官吏合谋，就能处置一项事务的方式就被打破了。
没有一整个户部部门的齐心合力，进入户部的事务就很难进行违规操作，除非某些主要官员愿意为此承担责任。然而大明的官僚系统发展到现在，绝不承担任何风险，便是这些官员们的行为准则，因此户部整个部门的团结也就成了六部中难得一见的景象。
推动配给制度，收益最大的便是户部下辖的粮食部门，户部官员们怎么也不会放弃推动这项政策的。而在户部的官员看来，京畿附近的地方，普通士绅的力量其实已经及不上那些投资工商业的士绅了。
在这个时代，能够投资工商业的士绅商人，本身都是些身家极为丰厚的大地主。至于京畿以外的地方，某些官员实在是看不到这么远，毕竟那些地方再怎么闹腾，也不会把火烧到京城来。
郭允厚反复思量了之后，终于还是决定支持皇帝的主张，利用第一、二类人去打击第三、四类人，从而为配给制度的实施清除掉阻碍者。丰城侯的心里可没有这么多考虑，在皇帝说完之后便大声赞美了这个主意，再次表现了他对于崇祯的无限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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