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提出的集权和分权主张，终于让一直感觉心里不踏实的黄立极有了一个底。如果朝廷中枢真的能够做到集中决策之权，禁止下面的官员擅自讨论朝廷的政策，对于他这个内阁首辅来说，倒是减轻了不少压力。
对于现在的内阁来说，最为艰难的不是制定政策的时候，而是向地方发布政策，并要求地方遵照执行的时候。每当内阁好不容易推出了一条政策，地方官员们就有人跳出来挑毛病，然后朝中的一些官员就开始推波助澜，激化矛盾之后将问题转嫁到内阁身上，特别是他这个首辅身上。
黄立极当然清楚这些官员这么做的缘由，无非就是想要打击内阁还有他这个首辅的声望，最终催促现在这个内阁失去皇帝的信任从而倒台重新组阁，好让他们可以上位罢了。
这个世界上任何一项改变现状的政策，都不可能找不到被人批评的缺点，因为改变现状就等于让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受到损失，或是为了长远的利益而暂时失去眼前的利益。既然有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失，自然就会有政策的反对者。
而只有什么都不做的人，才能好整以暇的批评做事的人，而不必担心被人攻击批评。不管是从前的内阁还是现在的内阁，身为大明的管家都是不可能不做事的。更何况正在推进改革的黄立极，更是露出了大量可供人批评的弱点。
可以说，黄立极虽然获得了比以往大明首辅更多的权力，但是他却从未有一日享受过这个权力所带来的好处，反而每一日都战战兢兢的应对着，不知会从何处飘来的暗刀暗剑。
这也是为什么他必须要紧紧跟着崇祯的步伐，推动着改革的前进，非如此他就不能保住自己现在的地位啊。也正因为他现在举着改革的旗帜，所以下面一群对大明现状不满的官员，才会力挺他，对抗着那些反对者。
但是这种如履薄冰的日子，黄立极过的实在是有些心力憔悴了。他并不是穿越者，他并不知道十多年后大明就会亡国了，因此对他来说，能够维持住这个国家的正常运转，就已经是任内杰出的政绩了。
在经过了两年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原本因为天启党争而分裂对抗的朝廷官员，在改革的过程中开始重新分化站队，党争造成的政治对立开始逐渐和解。
过去几年中各地灾荒不断，导致田赋收入不断减少，大明国库空虚朝廷用度紧张的问题，也因为银行、工商业、海外贸易的振兴开始得到了缓解，光是今年从工商业和关税中解运到国库的税金，已经差不多超过了往年的盐税收入，这就是一个极好的兆头。
而西南的奢安之乱、西北的流民和灾民、关外的后金和蒙古、东南的海盗等问题，也一个个的正被解决着，就算没有解决的，也看到了问题解决的方向。
动荡不安的社会开始渐渐稳定下来，激烈对抗的政治斗争开始缓和下来，各地的经济生产开始得到恢复。到了现在这个局面，黄立极便觉得改革的步伐应当稍稍放缓，采取无为而治的方式更为适合当前的局面了。
然而作为一名不够坚定的改革者，他此前是在崇祯和想要清算他的东林党人的逼迫下，才举起了改革的旗帜。那么到了现在改革风潮已经蔚然成型的时候，他也同样顾虑颇多的不敢放下手中的这面旗帜。
一旦被改革者视为叛徒，而又不能获得保守派官员的谅解，他就会成为一个首鼠两端，人人声讨的政治失败者了。
现在崇祯送到他面前的集权和分权之策，终于让黄立极看到了如何将自己身上的政治责任分散出去，和如何获得对于地方官员的进一步控制，从而为他将来平稳交接内阁权力做好了铺垫。
一个囊括了大明高级官员的国务委员会，不仅仅会加强朝廷政令的权威，而且也让黄立极看到了逃脱被皇帝继续牵制的可能。
如果这个国务委员会成立后，大部分成员还是支持内阁，对大明进一步进行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变革，那么反对改革的声音无疑会减少很多，对于黄立极执掌的内阁来说就是一件好事。
而如果大多数委员反对进一步改革的政策，对黄立极来说也不是一个坏消息，起码他不必单独同崇祯对抗，还要不要继续深化改革了。
所以黄立极迫不期待的向崇祯表示了称赞，他这是真心觉得，今天皇帝提出的这个主张很好。称赞完之后，黄立极看了崇祯面前的书桌后说道：“陛下主张的集权和分权的设想，臣回去后便同阁内的同僚们商议。让他们连同重新划分的督抚防区方案一起交给陛下。
不过臣还是想要问一问，陛下出征前写下的诏书是不是可以销毁了？总参谋部和孙恺阳在本次作战中固然是劳苦功高，但是臣还是希望陛下能够赏罚有度，不可太过，否则恐怕会激化宫外某些人的情绪。”
朱由检想了想说道：“黄先生说的是，此次论功行赏，朕会小心从事，不会给他们太多口舌的。先生若无他事，便自去吧…”
抱着崇祯给予的一份文件，黄立极欣喜的离开了乾清宫，返回内阁去召集同僚讨论如何集权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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