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南居贤坊位于东直门大街以南，因为东直门外靠近运河，因此坊内不仅有朝廷建设的新旧太仓、海运仓，还有各地商民自建的大小仓库，自然这里也是外省商人居住最多的一个坊。
北京城虽然历经金、元两代的发展，在明代渐渐达到了鼎盛时期。但是这座坐落在燕山脚下，华北平原上的大都市，一直以来都是一座纯消费型的城市。
而想要满足这座庞大都城人口所需的各种物资，就需要从南方各省远远不断的运来，是以京城又一直被人称为，天下商货汇聚之地。
北京城共有商业132行，其中本多利厚的行当有100行，而贴近民生的小本生意也有32行，在内外城游走的街头商贩更是不计其数。但是如此发达的商品经济，本地人经商的却不多，在京城经营商铺的，大多是外省人。尤以江西、浙江、南京、湖广、山东出身的商人数量居多。
而在崇祯之前，为了吸引外地商人来北京经商，以满足京城居民的需求，官府在京城四门、钟鼓楼、外城等处建立了大量的廊房，以招揽外地商人。
除了这些固定的廊房商铺之外，北京内外城还出现了许多日期、场地固定的集市。其中最为出名的，有大明门前的朝前市、东华门外的灯市、城隍庙市、土地庙市。这些集市每到开市之日便沿街设棚，长的可达3里，短的也有2里。
开市之日，海外珍奇，各省商货，三代八朝之古董，五等四民之服用物，在这些集市上都能一一找到。而这一日的人流之大，甚至达到了车不能回头，家人出行不能相顾的地步。但是这些内城集市上的商品价格都很昂贵，一般人都不敢问津。
除了这些供应平民所需货物的集市外，还有专门供勋家、戚家、宦家、豪右家眷属消费的市楼，这些市楼不仅装饰精美，内里宽敞，还专门设置了帘幕，以保证这些达官贵人的家眷们不被外男所冲撞。
不过到了崇祯二年，这些京城的旧商业格局就出现了变化。四海贸易公司在京城建设的超市，极大的冲击了城内的各类市集。除了那些专门向达官贵人出售高档用品的商铺外，那些专门贩卖各地土特产的商人，遭到了一个强大对手的竞争。
虽然北京是一座消费城市，但是以往这座城市的消费主力，还是以达官贵人和地方豪右为主，平民的数量虽然众多，但是消费能力和消费的欲望并不强。
说到底，北京虽然看起来是一座大都市，但是它并不像苏州、松江、杭州、宁波一样，有强大的手工业经济。北京城虽然有着10余万工匠，但大多是为朝廷、宫内服役的苦力，并不为京城创造商品。
因此就这个时代来说，北京城更像是一座伪装成城市的大乡村，只不过分散在各地的大地主们集中居住在了北京，因此让它看起来像是一座城市而已。
达官贵人和地方豪右的消费能力虽然强大，但是限于他们本身的人数规模，因此这种消费终究是有一个上限的。而京城内众多的平民百姓，虽然想要消费，但是农业时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得他们可用于交换的剩余产品并不多。
更何况，居住在内、外城的大多数平民早就失去了土地，只能依附于朝廷或是替达官贵人服务获取报酬，这种报酬一向都是相当低廉的。除了少数人因为获得贵人的器重，得到了一个油水丰厚的职位，从而成为豪奴阶层，大多数人不过是勉强能够糊口的普通仆役罢了。
不过这种状况，随着崇祯元年的改革，朝廷和内府放开了对于工匠阶层的人身禁锢，大规模投资兴建城市建设，和建立了各种工坊之后，顿时有了很大的改变。
原本一名京城平民男子的月收入大致为1两-1.5两，万历年间大约可以购买2石-3石大米，勉强能够养活一个五口之家。至于女子则接些缝补和洗衣的活计，一月大约能有0.2-0.5两的不稳定收入。
是以，平民之家重男轻女之风盛行。不过京城到底不比其他地方，因为有着众多达官贵戚的存在，因此对于奴婢的需求量一向很大。而作为大明的都城，不管是外地入京的官员、举子、商人，都是远远超过其他地方的城市的。
因此京城外来人口中的单身男子比例一向很高，这当然也就促成了京城娱乐事业的极大发展。这些京城之中秦楼楚馆的女子来源，一小半来自于外地，一大半倒是出自于京城百姓之家。
京城平民百姓家的女儿，到了7、8岁左右，便依照品貌的不同，不是典卖到大户人家作为奴婢，便是送到了秦楼楚馆中去，而市井百姓并不以此为怪异。反倒是那些因为貌不出众，而无法为家中换取金钱的女儿，倒是常常被邻里讥笑为赔钱货。
然而即便是如此，生于京城的女子依然还是比其他地区的女子要幸运的多。因为此时便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松江府，溺女婴的风气也一直很是盛行。不仅仅在于平民百姓，就是贫寒的士人之家，也时有这种事情发生。
因为平民百姓之间的嫁娶，在江南地区的行情，男子娶妻约花费40两，而女子陪嫁则需要30两左右。在没有节育措施的大明，平民之家少的生有5、6个子女，多的则达到了10多个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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