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仆寺原本就是一个清冷的衙门，大多数在太仆寺任职的官员，不是过度就是在这个衙门混混日子的。
且太仆寺虽然看似没有什么权力，但是掌管全国马政这一权力，已经让太仆寺的官吏们吃用不尽了。
从官办养马场到官马民养，接着又变成缴纳折色银，都是这些太仆寺下属官吏们推波助澜之下，形成的弊政。
对他们这些下属官员来说，进入太仆寺基本上就没什么希望再出去了。因此怎么从马政上捞钱，就成了他们当官的唯一目标。
太仆寺只有这一项主政，其他掌管皇帝车架的事务不过是小业而已。
如此专业化的结果就是，太仆寺和其他各部之间的联系并不深刻。
因此当崇祯提议废除太仆寺的时候，并没有多少文官站出来反对。
而太仆寺的业务被被分入兵部、户部和五军都督府后，这等于是把原来太仆寺官员应得的好处，分给了这三个部门。
除了五军都督府之外，兵部和户部都是大部，有了这两个部门的支持，太仆寺反对的声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而且年初时，太仆卿洪瞻祖奏陈马政：“…万历十八年至今，户部三十二借，共银一百二十九万九千九百八十六两；工部十借，共银十八万七千五百四十两；光禄寺、顺天府各一借，共银四万两。近奉藩封，另札一万八千金…”
这封要求各部归还借银的奏章，除了让他被外调出京之后，也让太仆寺和各部之间的关系陷于紧张。
崇祯废除太仆寺的决定，让这些部门内的某些官员松了口气，既然太仆寺已经没了，那么这借银当然也就不用归还了。
郭允厚是最为支持崇祯这个决定的，如果把所有马户改成民户，那么户部的收入将会大大增加，就算这个购买马匹的钱粮以后成为了户部的责任，也会让他有足够的国库收入进行腾挪。
五军都督府对于能够插手马政的权力，同样深感兴趣。安远侯顿时出列问道：“陛下这新成立的五军都督府后勤处，应当归于那个都督府管辖呢？”
朱由检想了想便说道：“这后勤处暂时不分类，五军都督府不是在彻查各卫的钱粮发放事宜吗？这后勤处就暂时和清查小组合一，先让王世德代管。等到各卫钱粮发放事宜调查清楚之后，朕再做决定。”
太仆寺卿田仰神色黯然的退到了一边，他刚接任太仆寺，这个部门就被撤办了，这让他心里非常的郁闷。
而且陛下撤办太仆寺的由头，居然还是他的上疏，这实在是太令他难堪了。
田仰想着，这要是回去官署之后，他指不定要被那些属官骂成什么样子呢？
太仆寺的解散，固然让某些官员大感欣慰，但是更多的官员却感受到了危机感，自己所在的衙门会不会被皇帝以同样的理由裁撤呢?
朝堂上的官员正议论纷纷的时候，云南道御史毛羽健出列上疏极言驿遞之害。
“当初张居正为相时，最严乘传。当时每马一匹，草料仅二十八金，每夫一名，工食银仅七两二钱。
到了今日，法纪荡尽，巧伪滋彰，兵部之勘合火牌有发出无缴进，缙绅竞相假借，奸棍互相买卖，一纸洗补数番，一人往返数用，而一省之中两院有牌，司道府有票，乡官有帖，应付不一。
今日每马草料银加至百余金，每夫一名加至三五十金。民生安得不蹙，国计安得不穷。请陛下宣谕，禁革诸弊。”
在崇祯发出了彻查科道官的业绩之后，各御史都开始搜罗各省弊政进行弹劾上疏。
毛羽健监管的云南，地处天南，少数民族众多，和内地往来不便。且国初太祖命黔国公镇守之后，云南也基本上处于一个自治状态。
在这种状况下，云南似乎就没有什么可供弹劾的资料，毛羽健又不屑于和其他同僚一般找些鸡毛蒜皮的事上疏。
其实云南最大的弊政就在于，黔国公镇守云南，对于土司的控制过于混乱。不过从阴暗处想，这也有些养贼自重的意味。
不过如果谈论云南土司治理的弊政，很显然会激怒黔国公，这个勋贵之中唯一手握地方重权的人物。
毛羽健对于京城之内的勋贵从来没放在眼中，但是对于黔国公还是忌惮三分的，要是因为他的上疏造成了云南生乱，皇帝和执政大臣肯定会抛弃他，以安抚黔国公。
当代黔国公是沐英第十一世孙沐启元，更是一个骄横不法之人，因与云南巡抚失和冲突，竟发兵包围巡抚衙门，并“发巨炮轰之”，这样的人物显然不是毛羽健得罪的起的。
所以，毛羽健仔细思考之下就把主意打到了驿站上。作为兵部管理的驿站，地位低而且弊端也多。他再怎么炮轰，相信也没人站出来替驿站说话的。
刚刚召回京城的兵部右侍郎毕懋康上前说道：“驿站虽然归于兵部管辖，但是车驾清吏司唯有郎中一员，员外郎一员，主事三人。且三名主事中，一名督理会同馆，一名协助太仆寺收放马价，及交兑马匹，管理驿站者仅为主事一人。
大明驿站遍及两京一十三省，人数不下数十万，光靠兵部车驾清吏司去管理，恐怕很难理清。臣以为，主要还是应当依靠地方官员的自我管理，让抚按官以及有关官员给与勘合时，细开姓名奏缴，不许自遣白牌，有违者当加以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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