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玉在办公室里卷宗反复看了几遍，愈发觉得这里面疑点甚多。他觉得，这事大约不是简单的“拍花”“抢劫”“伤害”这么简单，很可能背后还有什么阴谋。但是他想不出来。
他努力的来回联想，就是没办法把这件事和冒家的案子联系起来，最后只能放弃了。
“运气总不能一直在我这里吧。”他无可奈何的想。
高重九却早就有了思路，不过，这个思路暂时他还要保密。一来他不是很有把握，如果没有结果，未免显得太冒失；二来他也不想过早在李子玉面前暴露思路。
高重九干了一辈子的快班衙役，侦察缉拿是一把好手。不过，过去当快班衙役，破案主要还是靠经验的积累和社会关系。这两者，前辈都不会平白无故的给你。他刚当衙役的时候，也是拜了师，做了十几年的“白身”，师傅老了退职举荐他接替，又孝敬了班头和吏房书办一笔钱才混上“正身”的。
别看正身、白身都是在快班混事，外人见了无不畏之如虎，但是在行内人而言正身是虎，白身只能算是狐。各路来城里“挣钱”的人马是不会把钱财孝敬给白身，白身也不能持票拿人。只能靠敲诈勒索小民和办案的时候跑腿分润一点汤水而已。高重九从一个白身熬到正身，个中滋味也难与人言。因而把自己的经验和“关系”看得特别重。
澳洲人来了之后，因缘巧合破了大案，高重九也从默默无闻的“留用人员”，一跃成为“培养对象”，送到临高参加了警政短训班。
这个短训班虽然不过两个月时间，却大大拓展了高重九的眼界和思路。在欣赏之余，他也有了很大的担忧：在澳洲人的体系下，原本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才能“悟”到的办案的技巧和思路都可以通过系统性的传授来获得的，而社会关系呢，又能够通过警务机关建立的各种系统来获得。户籍、保甲、线人这些都不是澳洲人带来的，但是澳洲人显然能更有效的管理和使用这些措施。这使得任何一个刑警都可以迅速的掌握侦缉资源，独立的开展工作。
高重九有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自己已经是四十好几的人了。和澳洲人素无渊源澳，也不是主动投靠的，留用他无非是看中了他的“经验”和熟悉本地情况。但是现在，广州的下层社会正遭受一场前所未有的荡涤。上百年的陈泥老垢被不断的清洗出去，社会管控也愈来愈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在下层的社会关系正随之“贬值”。
因而他的危机感很重，很想能就此再破几个要紧的案子。把的自己的职务和衔级再往上提一提。毕竟“资深探员”只是个“员”，最好带个“长”。
这次的案子，以他的经验绝对不是故意伤害或者抢劫这么简单。现在他已经成功的勾起了李子玉的兴趣。李子玉不但现在是他的上司，关键在于是他通过公务员考试进来的“新人”。澳洲人除了从临高带来的“北上支队”的干部之外，最看重的就是他们这些本地考入的公务员。让他出面，有利于争取警务资源。
但是这个出面也得“点到为止”，否则就是为别人做了嫁衣裳。他高重就并不介意当“小兄弟”的“助手”，但得是“左膀右臂”的那种。
高重九到了自己常去的茶馆，通过伙计把自己常用的几个“白身”都叫了过来。冒家案中出力的几个“白身”现在都已经正式入了警－－虽说对兄弟们来说的确是桩好事，但是对他却很不方便了。这些人入了警就是警局的人了，有自己的工作内容，也就没法差遣了去办事了。
幸好，他夹袋里还有几个人，要么是警局认为历史有较大污点不适合重新入职的，要么就是不愿意再干这行的，但是不介意赚几个外快的。这些人，在新的体制下统一被纳入了“线人”体系。
“你们几个去各处收兑银子的地方，打听一下一月十一号之后这些日子没有人兑过银子，整得散得都弄清楚。”
他说得收兑银子的地方当然不是中储、德隆和部分钱庄这些“市政府指定兑换点”－－币值改革之后，为继续收兑社会上的白银和铜钱，中储行指定了一批金融机构作为收兑处。白银持有者将银子带到这些地方，经过看色秤量就可以兑换到相应的银元和纸币。
本地的百姓，出于各种目的和需求，有时候会有把银元和银元券重新兑换成秤量的白银的需求。而元老院只承诺银元券可以兑换成银元，但是不论银元还是银元劵，都不能重新兑换成白银。
兑进兑出，便给投机分子以一定的套利空间。相应的黑市也就应运而生了。
财金省自然不能容忍这些投机分子的存在，也搞过“打击”。不过就和旧时空一样。只要套利的空间存在，“票证贩子”“黄牛”这样的人始终有其存在的灰色空间。
高重九估计，这伙劫匪因为银子来路不正，不大可能到银行钱庄这些地方去兑换，只能去找这些银钱贩子去出货。
“……银子一共是二百两。苦主说有五个二十两的锭子，三个十两的锭子，其他都是散碎银子。对了，五个二十两的锭子有倾销行的字号，戳记是‘三江茂’。”高重九说着细节，“还有一件事。你们四下探听一下，最近有没有拍花的人来广州作案－－有消息立刻来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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