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都城内，武略院是一片难得的清净之地。因为它不同于国子监，那般文人还要科举。武略院武生但凡结业，便可以正副都头、正副营官之职从军。
正副都头、正副营官并非军衔，虽说梁山军老早就出现了军衔的雏形。
红黄线交织框，只有方框而无杠条者为伍长，内中有一杠为什长、两杠为队率、三杠为都头。正都头的外框是红黄线交杂，副都头外框是只有红线，而无黄线。都头之上的营官以黄框红杠计，直到最上的银星。后者现今于梁山军中相对的乃副都督一职。
只要陆谦愿意，梁山军中完全可在军改中顺势完成军衔制。甚至就可以叫做士、尉什么的，盖因为那上士、中士，皆好解释。中国自古就有么。就好比营、团制一般。
在军队中，军衔制的作用很明确，就是在混乱中明确上下级，便于收拢士兵，恢复战斗力。
因为单纯的军职上下是跟建制绑定的，左都的士兵不会服从右都都头的命令，甚至前营的士兵不会服从后营营官的命令；因为军队在平时和战时，绝大部分的时间中都是成建制活动的，这样避免了多头指挥。但军队也会有建制被打散的情况，比如遭到伏击，一大帮不同部队的幸存者聚到一起，谁指挥？这时候“军衔最高的指挥”能迅速恢复军队秩序。
可陆谦想了想，最终还是否定了军衔制。
他在军中捣腾出这一套标识，实质上已经等同于军衔。它的唯一目的也是在乱军之中，好便于梁山士兵迅速识别出彼此的高下，从而形成组织链条，从而增强秩序凝聚力，增强了战斗力。
以眼下的情况，陆谦完全没必要在意识形态还没成熟的情况下，捣腾出一套军衔制度来。或许这个时间也相去不远了，但现在没此必要。
正规的武略院学生，一届当中，只有各科的前三名会被授予正营级职务。用后世分级制形容，他们的评分是卓越；而后营副是优秀；都头是良好；副都头是一般。
不会有不合格之辈，这些人在结业之前，就已经被淘汰出去了。
各级培训班之学员，另算。如赵立。
如此，内中武生便多心无旁骛，一心所求，只为评分，只为名次。他们与同班比，与同届比，甚至于全校作比。
因为，没人想要以副都头职位结业，没人甘当落后。这副都头、正都头乃至正营官，就仿佛是一根鞭子，在不停地鞭策着他们向前。
在武略院，讨论的最多的是军事，其次是武生排名。每月的大评考的学员们里嫩外焦。且现下的梁山军是所向披靡，如此，这里自然是一片轻松愉悦。外头那闹哄哄的赶考举子影响不到他们，反倒是后者在益都城内闹出的笑话，成为了武生们笑料的来源。
呼延灼还是挺喜欢这里的，于武略院他感觉到了一股久违的轻松，尤其是他的家人出现在他的面前后，那梁山军便彻底收服了呼延灼这颗心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也！
呼延灼任骑兵科教授，此乃是武略院中最高职称。当初那批一同对梁山军低头的人里，能拿到教授职称的可是少之又少。悲催如丁得孙、龚旺之流，都仅是武略院技术含量最低的体学课助教，兼任战演室助教。可他们即便有两个助教衔那还是助教。讲师之上还有教师，教师之上还有讲师，再之上方是教授。
呼延灼用事实证明了一个真理，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shi。这句话或许不好听，可道理却是颠不破的。
双鞭将能被评级为骑兵科教授，是因为人有真才实学。且不提当日那连环马于实战如何，只说调教、作训马军，及带领马军出征途中会遇到的系列问题，甚至马军厮杀时存在的些不足、隐患，那就没人呼延灼不知的。毕竟他能调教出一支连环马军来，即使这支连环马军是临时凑合的，也足以说明问题。
何况呼延灼出身世家，自幼熟读兵书，亦读过不少诗书，非蛮力之人，说话讲课甚有水准。
“大凡骑兵对步兵作战，如果遇到山林险隘、沼泽水网的地形，就要快速离开此地。因为这些是对骑兵作战不利而易取败的劣势地形，不可在此种地域对敌交战。如要对敌交战，必须选择开阔平坦地域，这样，方可进退自如，战而必胜。如兵法所说：“在开阔平坦地域作战，就要使用骑兵部队。”
“《新五代史》记：晋王李存勖率兵援救赵王王镕，与后梁军对峙于距柏乡五里的地方，扎营于野河之北。当时，晋军兵少，而梁将王景仁所率之兵虽多，但精锐者也少。晋军看到对方兵多，有些畏怯失色，晋将周德威针对此情勉励部队说：“梁军虽众，却尽是从汴宋地区临时雇佣来的乌合之众，容易打败！”
但德威回到帐中向晋王报告时，却说：“梁军比较精锐，不可立即与之决战，应当向后稍退以等待有利时机。”
李存勖不快，说：“我率孤军千里而来，利于速战速决。如今若不乘势迅速击之，一旦让梁军知晓我军之虚实，者便无计可施也。”
周德威反驳说：“事非如此。赵王之军善守而不善于野战，梁军尚难在短时间内破城。吾之取胜，利在骑兵，平原旷野，骑兵之所长也。今吾军于河上，迫近营门，非吾用长之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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