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了八十年代初，作为生于五十年代的人，作为上山下乡的一代人，从年龄上来讲，都已经到了该成家的年龄。
甚至作为年岁最大的“老三届”的那批人，在“晚婚晚育”的号召下，已经被耽搁得很迟了。
而如果把“成家立业”作为一个人“社会化过程”的主要标志的话，就当下的社会大环境来看，通过这几年的时间，大多数知青已经返了城。返城之后呢，要么上了班，要么干了个体。
那么“业”不管好坏，都已经算“立”了。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考虑下一步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只是这一代人，正因为是人口数量疯狂“爆炸”的一代人。那么从生到死，他们的人生就不得不面对所有因同龄人过多而引发的困境和难题。每一个人生重要环节，都注定会成为让他们感到为难的严苛考验。
结婚这件事对他们而言也不例外，同样需要解决许多现实难题。
首先结婚得有人，就是“对象”，成家的另一半。
可当年的人满脑子都是革命热情，社会传统也一直把“搞对象”等同于“耍流氓”，所以那些大男大女普遍对这种事儿没经验。
同时因为年岁都大了，少男少女朦胧已经没有了，目的就是要成家，过日子。时间便显得很急迫。他们怎么能不手忙脚乱呢？
说白了，谁都知道周围的“窗户纸”很多，可难题是怎么找着“窗户”，又到底该“捅”哪个“窗户”。
其实“找窗户”这一步倒还好解决一些。当时虽然没有互联网，没有QQ，没有手机，可有亲戚朋友给介绍啊。
正因为是普遍现象，谁家恨不得都有单着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社会上保媒拉纤的情况开始增多。各个单位一下班，都是急茬去“约”的。
就是最后一步，到底该选谁，成了最大的障碍。
当时的人可没有今天的观念，对婚姻这件事那是慎重又慎重。虽然法律上能离婚了，可这个问题社会上诟病、非议颇多，没人觉得有了“后悔药”，可以随便来。大家还是把婚姻当成“一锤子”买卖，该挑剔还挑剔。
在这方面，如果两个自身条件差点的人凑在一起，反倒会好办一些。因为基本上都有自知之明，这就能比较务实地彼此迁就，你让一步我退一步，好事也就成了。
怕就怕没有自知之明的，或是个人条件真不错的主儿，那千奇百怪、五花八门的拒绝理由可就多了去了。
比如女的挑男的。
“这人精神被污染了，对报纸上的英雄事迹竟然无动于衷”、“居然不知道舒婷是谁，她的诗一首都没读过”、“他还没长大成人呢，老跟他侄子一起看动画片”、“他爸妈爱打麻将，那是好人玩儿的东西吗？那是赌博”、“刘文正的歌儿多棒，他根本不爱听男人的歌儿”，等等。
像男的挑女的也一样。
“长得挺漂亮，可老嫌我工作服脏。太事儿，工人的工作服，能不脏吗？”、“这个够浪漫，可太爱跳舞，现在正严查呢，别为这个再给我抓起来”、“她虽然脾气好，可有五个哥哥呢，真以后两口子拌嘴，挨个都找来，谁受得了”、“这是个自命不凡的人，以干部子女自居，轻视工农”，“那个真是自来熟，见面就问我有没有海外关系，你找我这人还是找海外关系啊？”
用这种标准下来，哪儿就那么好碰上合适的呀？恐怕不把自己挑成根儿蔫儿叶儿黄的“搓堆儿菜”，是不会醒悟的。
其次，成家需要钱，这在刚一改革开放时，也是很尖锐的问题。
时代确实变了，这不像“运动”的时候，两个铺盖卷往一处一搁，就算成了家。没有人笑话，没有攀比。
尽管此时社会对家用电器的追捧还没到最高潮，最凶猛的时候，但电视已经敲开了人们的欲望大门，成为了最引人向往的物品。特别是彩电，那是让任何人见到都走不动道儿的东西。
现在的人又都有一种补偿心理，谁不希望自己婚事上办得体面一些啊？也算是给亏了本儿的青春多少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可要从实际出发却不现实。八十年代初，一般工人工资从四十一块五涨到六十多块，看似逐渐提高了百分之五十，可奋斗一年也只能攒几百块。与外面的风吹来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品一比，立刻就萎靡了。这就对一般阶层的人来说有很大的困窘。
当然，高档家电暂时买不起还可以等，大不了日后两口子攒钱慢慢买。但家具却是先得置办的必备品啊。
尽管备齐多少条“腿儿”，姑娘才肯出嫁这种事儿，听起来极具小市民的俗气。
可设身处地想一想，一个插队知青回到京城，好不容易成个家。女方想要，男方想置，一辈子结一次婚，实在无可厚非。
要和今天动辄花父母的钱充排场，买房子比起来。那时用自己节衣缩食攒下的钱安一个小家，实在是既硬气又悲壮。
当下流行的颜色是地板黄，必备的家具中除了酒柜，还多了沙发。由于家具照样要票，所以很多人请木匠做。街道边，马路空场到处能看见木匠干活。
而许多心灵手巧的人因为资金有限，甚至自己动手做。他们用一些弹簧和海绵就能弄出一对露着扶手的简易沙发来。再蒙上块“上山猛虎”或是“迎客松”图案的线毯，看着也挺是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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