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呀，照你这么说，咱是不错了……”
“那可不！富耐着，穷忍着，跟命碰可碰不起！往好处想想，至少咱们能先离开内蒙回家了！你想想留在那儿的那些人，还在天天吹着白毛风，闻着牛粪味儿，一个月有二十九天见不着人影儿，还在过着‘苏武’一样的日子。比咱们惨不惨？而且等他们回来，形势或许更差。说句心里话，当时看着民警给我盖完最后一个章，把户籍卡给我的时候，我给他跪下的心都有……”
“是，是我错了！为了回家，喝酒！”
桌上的四个人都大口地喝酒。一盅酒亮了杯底。
或许是这杯酒刺激的，边建功固态萌发，就跟在内蒙似的，忍不住习惯性地高歌唱了起来。
“昏特太得MZX，昏特太得MZX，塔布勒满耐色特个林著勒很耐乌兰纳勒……”（敬爱的MZX，敬爱的MZX，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本来挺优美的曲调，竟被他唱得苍凉悠远。嚎完了，边建功的的大嘴不自然地干笑了笑，又仰脖儿灌了自己一杯。
“见笑见笑。跟那些老蒙待久了，我也爱激动了，一激动就爱唱。真是没说错，女愁哭，男愁唱……”
可恰恰没想到，就是因为这首歌，“小崔”送“木樨肉”和“糖醋里脊”上桌之后，又给他们拿来瓶二锅头。口称路师傅最小的妹妹也在内蒙呢，这是大师傅送的。
“小崔”还稍来路师傅的话，说让哥儿几个喝好了，唱美了，不用在乎别人。真来了别的顾客，谁敢有意见，就让他玩蛋去。
为这个，这几个小子又不由干了一盅酒，集体感谢大师傅。
路师傅尚且如此，就别说洪衍武了。因为二哥洪衍文的缘故，他同样能理解边建功和苏锦他们这一代知青的痛苦。
从1968年开始，到1978年结束，整整十年。近两千万青少年，带着向往和激情，奔向祖国的天际。
说是知青，其实他们没有正经上过几天学。而他们付出了自己人生中最宝贵的岁月，付出了“空前绝后”的牺牲，创造的成绩却真的寥寥。
洪衍武的二哥在雁北苦苦干了七年，连自己都快累死了。可雁北照旧是老面貌。
而这还算是好的。像边建功和苏锦干了八年，最后结果不但同样是一场无效劳动。甚至还是一场对草原亘古未有的生态环境大破坏！
这有多么操蛋！越是拼死拼活地干，反倒越是对草原犯下了重罪！
而等到这一场群体运动不再有任何凝聚力的时候。这些人又调过头来，像乞丐一样涌回城市。
他们不得不拼死挣扎用尽手段，与当初一起同甘共苦的兄弟姐妹们争夺不多的生存机会。
弱弱相残，何其惨也。
即使是侥幸获胜者。可他们这代人因为文化水平低，又缺乏技术，年龄还都偏大。在单位照样是弱势群体。涨工资、成家、分房，全都成了老大难的问题。
而刚刚费心费力地把这些问题解决了一部分，又进入经济时代，接踵而来的“下岗潮”偏偏又在他们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赶上了……
曾有人专门总结了这一代人的生活轨迹。说他们是要吃的时候，赶上自然灾害。要读书的时候，闹运动学大寨。要工作的时候，一刀切轰出城。好不容易回城了，分得工作，不是太阳晒就是去卖菜。谈对象了，工资三百大毛没人爱。好不容易要提拔了，文凭没有你算哪块材？拼死拼活大专毕业了，脸上褶子条条长起来。熬到年富力强了，厂子都拍卖。安度晚年吧，福利分房、医疗全不在。上街转转吧，汗都捏出来，每月也只有四百块。
所以怎么看，这都是晦气到家的一代人。好事赶不上，坏事全赶上。一点都不带错过去的。这样的人生，也只能用“步步蹉跌”来形容了。
至于具体到个人身上。如果这次没有洪衍武的良性干预，其实边建功和苏锦的原有命运，远比现在更惨。
在曾经的历史中，他们还多喝了两年风，直到1981年和1983年，才先后回到京城的。
先回来的边建功当了两年待业青年，卖过菜，当过宾馆清洁工。后来又换了好几个单位进了附近皮革厂。可凭着卖力苦干，刚混上个车间主任，厂子就倒了。
这还不算，边建功下岗后没多久巧不巧地，又赶上了1998年洪衍武拆福儒里东院的房子。
当时为了顺利拆迁，洪衍武在较低经济补偿的基础上，给边建功介绍了一份在宾馆当保安经理月薪八千的工作，骗他签了协议。拔了他这个“钉子户”。
结果一拆了房，宾馆那头就不再顾忌，把边建功给开了，算是洪衍武大大地坑了老邻居一把。
后来边建功无奈，只能买了辆二手汽车，靠拉黑客过日子。这种状况一直到能吃上退休费为止。
而后回来的苏锦，境遇更波折。
他回城虽然没当修脚工，可被分到清洁队当了垃圾工。每天夜里十点到早上五点，得跟着垃圾车，满京城地腾空已经满满腾腾的垃圾桶。那味儿，比脚丫子更了不得。
后来“苏裁缝”拼命地托关系求人，才把苏锦弄进了“昆曲剧团”，负责给剧团拉大幕。
倒霉的是，偏偏刚上班半年就出事故了，苏锦的右手因为意外被舞台上掉落的大灯砸断了手筋，落了个“残疾证”，成了废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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