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柽早在战前就收集了大量的元丰伐夏其间的各个战例，用以了解夏军的战术，这也是宋军与西夏百年战事中唯一一次进入西夏的京畿地区，但是遗憾以惨败告终，致使此后宋朝改变了对西夏的战略，又大规模的进攻改为蚕食浅攻。
当时伐夏的五路宋军，只有泾原、环庆两路兵马到达了灵州城下，西夏以坚壁清野、河水灌营的办法，使其惨败。但是宋军当时不是没有机会攻占灵州，而是机会在一次次内斗和无益的猜忌中被错过了，所以这也促使他和童贯定下和合军后，两军皆听其调遣的规矩。
另外当年宋军围困灵州十八天却无所作为的一个原因据说是‘军中皆无攻具’，也就是说一支准备攻城的军队却没有携带攻城器械，而军中甚至没有懂得制造攻城器械技艺的军匠。即使想勉强地砍伐当地树木制造些云梯之类的简单攻具时，却又遇到了灵州城外的树木‘皆细小朴拙不可用’的难题。
这些导致围困灵州的宋军士兵没有攻具可用，想上城只能搭人梯的惨状，可灵州城城墙高达三丈，对没练过杂技的士兵们难度确实大了点，所以无力发起大规模的攻城之战，只能对着城上的夏军高喊‘汝何不速降’，那夏军也不是傻子，你一吓唬他就开门投降，他们也没说难听的，只是问宋军‘我未尝叛，也未尝战，何谓降也？’宋军剩下的也就是看着城上怡然自得的夏军无奈苦笑了！
所以这场所谓的攻城战，即没有将领飞矢贯臂，流血背体，奋力先登的情节，也没有士兵冒着如雨箭矢攻城的情景出现，直到夏军放了黄河水请他们泡了个凉水澡就基本结束了！
尽管高遵裕在战后总结出了宋军兵员不精、马匹缺乏、后勤缺乏、孤军深入等败因，但是赵柽通过对战局的分析，觉得他是选择了不合时宜的战术才是宋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其他虽不能排出，但是却可以避免。
赵柽仔细研究后，认为此战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于歼灭驻守灵州三十里处的东关镇及其附近兴州渡口的西夏军队，这样做便做活了整盘棋。夺取渡口后，灵州就变成了孤城，宋军一可断绝夏军增援的通道，打击守城夏军的士气；二可做出北上渡河攻取兴州的姿态，让驻守兴庆府的夏军不敢轻举妄动，这样便可以获得更多的选择权。
而赵柽夺取东关镇后，可攻可守，首先夺取了战略上的主动，还有一个妙处，就是现在虽说是金秋时节，可天也凉了，他不想洗凉水澡，控制了东关镇，便控制了黄河灌区的各个闸口，即防止夏军掘开秦渠，水淹宋军的悲剧重演，也可以让灵州周围的数十万顷即将收获的庄稼免遭水害，使他能有粮可征。
赵柽率河东军西征调集了五万禁军和十个指挥的蕃兵弓箭手及部分府军，远征千里，攻城掠地无数，可这时也显现出缺兵少将的现象，一路上重要的堡寨，大的州城，都要分兵驻守，一路上羊拉屎似的留兵留将。而灵州所辖甚广，仅灵州城就管辖三十六个堡寨，哪处都得派人上门做工作啊，否则给你暗地捣乱怎么办，可陕西军还在道上堵着呢，他也不得不派人接应，好歹他们来了，自己就多了五万可用之兵。所以他现在围而不攻，先把吃的问题解决了，顺便警告一下周围的西夏百姓，让他们都放老实点，否则燕王爷随时会变成阎王爷的…
由于灵州方面没有想到铁门关破的这么快，宋军追着败军的屁股到了灵州城下，导致各城寨来不及急收入保，城外的大批良田不可避免的落入了宋军之手，田中的庄稼大部分还未收割。为了防止夏军狗急跳墙毁了庄稼，赵柽首先围了城，控制了各个寨堡，然后按照银城时定下的规矩，派人上门征收秋税。
西夏建国前的党项社会就已进入封建社会，宗族封建制成为西夏的统治基础。西夏的土地制度大体可区分为国家所有制、贵族占有制、寺院和小土地占有制，皇室和党项贵族也利用权势侵占田地，役使无地的农民耕种，收取高额地租，有的甚至直接掠夺宋朝边境地区的土地，变为私田。建国前党项政权统治下同邻境的宋朝相比，赋役已相当繁重。
西夏建国之初，仿宋制建立的皇权机构中，设有“三司”“总国计应贡赋之入”，后又设“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等管理和征收农、牧、商、手工各业的赋税。西夏地处西北，耕地面积产量难与中原比量，而农业地亩税率似乎也低，但是西夏的亩与宋亩相比较小，一亩约合二点七亩，所以折合起来一点不比宋朝地，可除了粮食外，还有摊派的蒲苇、柳条、梦萝、麦草、麦糠之类的东西，而苛捐杂税同样不少，甚至征收的人头税不分男女全要缴纳，只分大小不分男女，加上连年用兵，征调更是常事，西夏百姓的负担更加沉重。
宋军对于西夏官有和贵族所有的土地一律采用没收的政策，佃户所交地租减半征收；对于大、小地主，则不向租户征收，而是由主家缴纳，当然要高点，加倍征收；那些自有田地少于一顷的，则视为普通农户，减半征收。与此同时，对于大地主中手中的余粮，则采用有偿征收的政策，价格当然要比白拿高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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