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得倒是硬气，也立刻引起了在场的亲贵们的一片附和之声。不过，那些出言附和的大多也都是些吃父辈、祖辈荫庇的角色，对于满清的当前问题，尤其是八旗的窘境并非有多么大的了解。更多的，还是沉迷于那些过往的辉煌和荣耀，那些建立在东亚各民族血泪上的辉煌和荣耀。
这边附和声连连，在其中，也有不少熟悉实务的，他们对于当前的情状也是有着比较深刻了解的。
其实早在永历六年，伴随着西南明军组织的大反击，以及郑成功在闽南的鏖战，清廷已然感受到了来自于各大抗清势力，亦或者说是汉人强烈的抵抗力度了。各地潜在的抗清人士开始出现了蠢蠢欲动的迹象，有的更是直接挑起了大旗与清廷抗争。甚至，就连国外也有反响，比如说朝鲜廷臣认为清朝“危亡之兆已见”，日本原来对南明乞兵抱冷淡态度，“近来其议稍变，或有欲救之议。”
满清自身核心人口基数的问题显现，国内外的环境也在开始恶化，哪怕是打赢了周家铺那一战，也仅仅是遏制住了孙可望的进攻步伐。之于李定国针对肇庆的攻势，也依旧只能采取守势。
为此，清廷当即做出了针对性的应对策略。洪承畴出任西南经略，大力招抚郑成功，这些都是最为明显的东西。除此之外，他们在经济上作出让步，减缓部分抗清活动比较激烈的地区的经济压迫力度，比如顺治十年四月分别免除湖南“寇荒”六、七、八、九年多达四年拖欠钱粮，及福建拖欠的钱粮，既是承认事实，也寓收买人心之意。
经济压迫缓解的同时，政治上他们也在释放缓和的态度。侍立于一旁的累进世袭一等伯，提拔为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索尼，其人乃是顺治朝的首席大臣，顺治的亲信重臣，他很清楚的记得当李定国两蹶名王的消息引发地方骚动之际，清廷亦是毫不犹豫的下达了“自顺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前凡又啸聚山林劫掠道路曾为土贼者，无论人数多寡，罪犯大小，但能真心改悔，自首投诚，悉准照曹四达子事例尽赦前罪”这样打着宽恕的旗号来瓦解抵抗势力的诏书。
甚至，清廷还打出提倡礼义忠恕的幌子，出人意料地表彰起李自成攻陷北京时殉君死难及顺治元、二年间抗清死难的志士，这样，既可表明朝廷为正朔所系的内涵，又可从多方面分化抗清阵线。
归根到底，这些都是当局势不利之际清廷做出的应对之策。在这方面上，他们远比明廷要灵活得多，花样繁多，手段百出。更有甚者，他们在汉地尊孔、祭孔，打造一副正统王朝的架势。而针对蒙古和西藏，则以崇信黄教作为纽带，是为“兴黄教，柔蒙藏”。针对不同的区域特征，实行截然不同的施政策略。
当前的局势，比之三年前更加恶劣，现在找不到陈凯的命门，那就只能尽快做出针对的策略，起码要在明军缓过劲儿来之前做好更加充足的准备才是。
“南赣、湖广、江西、浙江四省都要加派部队，多调一些北方的绿营兵过去，先确保了这两地的防御，再去考虑其他的东西。”
“陕西近年来的局势有所缓和，可以抽调部分过去。山西那边，自从姜镶那汉狗完蛋了，也比较消停。还有直隶、山东和河南，也可以抽调一些。不过，不能太多了，否则震慑不住当地，也有可能让漠南的那些蒙古人起了心思。”
“这事情，责成兵部去做就可以了。”议政大臣遏必隆不光是顺治的亲信，两黄旗的中坚，其母更是努尔哈赤的女儿。他的性子不似鳌拜那么激进耿直，也不似索尼那般的心思百转，左右逢源，总有几分谨小慎微的意思。但是，他的身份贵重，远胜于同为议政大臣的鳌拜和索尼，在八旗亲贵们面前说话的分量还是很有些的。
遏必隆随口把此事定了调子，剩下的事情无非就是交给兵部的满尚书噶达浑去处置、调度，至于兵部的汉尚书李际期，按照清廷的制度，不过是个伴食画诺的摆设罢了，无非就是知会一声，也用不着他去。
这边，调兵的事情有了进一步的眉目，遏必隆便没了继续说下去的打算。然而，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还有些可能要担着责任的事情，遏必隆没有挑头，鳌拜却是坐不住了。
“皇上，镇守广东的平南、靖南两藩覆没，可是两藩也都有余部尚在。这两藩该当如何处置，奴才以为还须得议上一议。”
鳌拜这话说出了口，大殿内先是陡然一静，随后便有一些八旗亲贵跳出来指责尚可喜、耿继茂这两个奴才误国，导致广东沦入明军之手，连带着那朱马喇也没能落得了好。相比之下，朱马喇那边还有人为其辩解一二，毕竟都是满洲八旗，可是尚耿二藩却没有一个说好话的，更有甚者很多为朱马喇说项的直接将战败的责任全部归咎在尚耿二藩的头上。没办法，谁让他们这几年没能解决掉陈凯，导致了李定国大军东进之际，又跳出个陈凯来与其配合。
商议，几乎是一瞬间就变成了控诉会。从尚可喜和耿仲明南下时收留逃人开始，那些对他们满怀怨气的亲贵们就开了话匣子似的，一桩桩一件件的发泄起了他们对着两个藩王的不满。甚至，到了后来更有人去翻东江军时代的旧账，很是一个义愤填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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