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残酷的，在残酷的战争之中，死亡总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是代价再过微小的战争，总会夺去人们的生命，让无数家庭陷入悲痛之中，但是在战争中，同样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机遇，可以让曾经一名不文的人成为英雄，可以改变人们的命运，就像开宏朝的那些勋贵一样，他们中的许多都曾是不值一提的小人物，而他们的命运都在战争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战争中充满各种各样的机遇！
即便对于普通人来说，即便是他们未曾想过通过军功改变命运，在战争中同样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机遇，只能够抓住它。
人的命运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谁都无法预料，而对于乔致庸来说，在过去的几年间，他可谓是经历了真正的人生起伏，几年前，和大多数晋省富绅家庭一样，在教匪洗劫下近乎倾家荡产，虽是如此，已经得天保佑了，毕竟不知多少家家破人亡，仅仅只是家财被掠，已是祖宗显灵了。
对于乔致庸来说，他并不甘于平淡的生活，他没有像一些人就此沉沦，而是拿起家中仅存的几千两银子做起了生意，对于商人来说改朝换代中有着很多的机遇，但是对于新朝，即使是久读诗书，他却看不懂新朝，与历朝历代不同，新朝重商，成功的商人更是可得到皇帝赐封的“公士”等非世袭的爵位，从而实现由富而贵的身份之变。
与前朝的时候靠捐输买个红顶子不同，皇帝赐封的爵位不是花钱能够买来的，也不是仅仅有钱就可以成为“公士”或者是获得其它的爵位，那是与其为社会做出的贡献划上等号的。也正因如此，现在国内的商人巨富无不是乐意做善事，从而成为社会贤达，以便进入皇家的视线中，获得皇帝的封赐。
对于乔致庸而言，他同样希望获得皇帝的封赐，从而让乔家重新显赫起来，就是他的梦想，不过想要实现这个梦想并不容易，在过去的几年间，他曾去过朝鲜经商，也曾去过日本、越南，他之所以没有像祖辈一样去蒙古，是因为在陆军平定了蒙古的叛乱之后，立即对蒙地进行了全面的整治，除了对于那些负隅顽抗的王公进行镇压之外，还成立公司组建贸易队，从而打破了晋商对蒙地贸易的垄断，同时又对蒙人欠下晋商的旧债进行了清理，所有的不合理的旧债一应被废除，一夜之间，晋商损失岂止亿万。
对此，那些晋商票号曾试图进京提请，恳请政府保护晋商，但是得到的回应却是冷冰冰的甚至极为武断“非得晋商之资助满人绝不至入关，正因此晋商方才得已垄断蒙地贸易，与蒙地所得之利，皆非寻常商利”。
对此，乔致庸和许多晋商人一样，尽管内心苦楚非常，但却不敢言语，毕竟在山西各地树的“汉奸碑”上清楚的书写着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所谓的“满清八大皇商”如何操纵张家口的贸易活动，并以商为名，暗中为满清输送军需物资和情报。他们在满清最困难的时候给满清提供粮食，资金，为满清殖民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钱财上都沾满了数不清的冤魂！”
尽管卖国的是八大家，但是晋商垄断蒙地贸易却受益于八大家所得特权，所以后来各地晋商会馆才会被抄没，或许后来的许多晋商与八大家无关，但是八大家的存在确实玷污了晋商之名。
正是因为“八大皇商”的存在，所以中华朝政府上下对于晋商才没有丝毫好感，在朝鲜的时候，或许乔至庸经商颇为成功，但是对于驻朝官员来说，一听其是晋商身份，便会显示出不耐烦的模样。
在日本、在越南，在国内，都是如此。
中华朝是皇明余脉，对于这一切，乔致庸可以理智，但是他并不甘于那样倍受歧视，他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在将来读书、经商之时，因其出身受到轻视。八大家或许是“重利轻义”之辈，但是乔家不是！
也正因如此，在战争爆发之后，他立即看到了机会，就像当年乔家先祖在满清平准噶尔时看到的商机一样，现在，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后，他同样也看到了商机，当然这个商机不可能像当年为满清运粮可获得十倍的暴利一样，但是这个商机如果抓住了，至少可以让乔家翻过身来，让乔家的声誉不至再受八大家之累。
也正因如此，几乎是在战争爆发的第一时间，乔致庸就悉数转让在朝鲜、日本以及越南等地的生意，然后定购下了三艘商船，那个时候商船还没有涨价，几个月后待三艘铁肋木壳蒸汽船先后交货的时候，他的资本就因为船价上涨增加了五成，不过他并没有卖出商船，而是创办了一家航运公司，开始在商务署的分配下参与到军需运输上，从兵员到物资运输，航运公司的利润远非过去所能相比，以至于他为了扩大生意，又向船厂下了五艘船的定单，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作为私人船东的他，接到了一份来自参谋部信函。
接到信函的一共有六个船商，参谋部的将军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向爱尔兰输送物资，而且是在没有海军护航的情况下，这意味着他们随都会遭到拦截，他们的船随时都有可能被英国人击沉或者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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