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她完全来不及劝阻，女儿就捂着脸痛哭着跑出了这个家。
真等她缓过神来，发现家里就只剩下一地狼藉，只有冷漠和隔阂，只有孤寂和压抑。
还有那一直在房间里如同困兽一样踱步徘徊，喘着粗气，片刻也停不下来的丈夫。
此后的日子里，松本庆子和父母完全中断了任何联系。
说起来倒不是双方不想联系，起码母女两个人是彼此想念，渴望诉说烦恼的。
但问题就在于她们中间隔着一个韩英明。
作为松本庆子的母亲，亮子早已经习惯了这个家的从属地位。
面对一家之主的丈夫，她实在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进行反抗。
而松本庆子作为女儿更清楚，如果自己和母亲私下诉苦，只会让母亲的处境艰难，反而会连累母亲受到父亲的为难。
于是，双方就不得不暂时保持了这种“亲子断绝”的决裂状况。
客观地说，短期之内很难再有什么好转的可能性了，进入到一种互相折磨的偏执时期。
这不能不说是松本庆子生活中目前最大的瑕疵和遗憾了。
偏偏此时此刻，《李香兰》剧组做好了包括演员选拔在内的所有前期准备工作，前期资金和设备人员也差不多全部到位。
因此即将奔赴华夏，准备正式开机了。
于是，就在这样情况下，松本庆子带着难愈的情感伤痛，强颜欢笑地告别了宁卫民，开启了艰苦的华夏之行。
1986年7月4日，就在享誉世界的意大利着名男高音歌唱家、“世界歌王”——帕瓦罗蒂在华夏首都灯火通明的人民大会堂里举办个人音乐会时。
松本庆子和所有摄制组成员集体登上包机，飞往了京城。
至于为何以艰苦来定义这次赴华之旅？
主要还得归结于华夏的接待条件实在有限。
要知道，哪怕是共和国的首度，京城目前条件理想的住宿场所也太少了。
长城饭店、建国饭店条件是好，但想同时招待几百个日本人，实在是有难度，根本凑不出这么多房间来。
更何况这个期间，还有其他来自外国的知名艺术家和文化团体，长期驻扎在京城。
像6月间首次访华，来华夏开演唱会的帕瓦罗蒂的团队。
还有正在故宫里拍《末代皇帝》的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的摄制组。
以及宁卫民自己造的孽——听了他的主意，皮尔卡顿华夏公司才会发出邀请，那已经答应访华，下月即将动身成行的阿兰德龙和德纳芙的法国团队。
那么想想看吧，这些人再加上《李香兰》的剧组，得多热闹？
这是起码好几千人的接待任务！
京城政府的交际处目前哪儿吃得消啊？
所以没有办法了，当《李香兰》摄制组到达目的地后，他们也只能下榻在位于虎坊桥的前门饭店。
没错，这家饭店确实年头太久远了，设施其实不太理想。
服务也与长城饭店和建国饭店这样真正的星级酒店有着较大差距，连三星级都算不上。
别说松本庆子本人了，就是其他摄制组的普通日方工作人员住这儿，也会觉得条件艰苦，差着意思呢。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真的是京城政府目前所能提供的最佳旅馆了。
实际上，就连卡拉扬率领的柏林交响乐团来京城时，住的也是这里。
虽然帕瓦罗蒂没住这里，搬到条件更好香山饭店去了。
但那是因为这个大胖子会享福，他有先见之明，早早提前半年派人来了京城考察住宿环境。
然后通过意大利的大使馆和京城政府反复协调和沟通，才能得到足够理想，充足数量的房间。
而且为此，他还不惜多花了八万美元来补差价呢。
阿兰德龙和德纳芙的情况也差不多，也宋华桂早半年前就在长城饭店订好了房间了，这才不至于抓瞎。
所以说条件可能是艰苦了一些，可谁让《李香兰》这部电影的效率高，进展快呢？
既然是赶着时间来的，没法提前预定，这几乎就是最优选择，也是唯一选择了。
其实这还不算什么的。
因为要按照剧组所制定的拍摄计划，以及和中方人员联络沟通后达成的协议，他们这些日方人员将在华夏的沪海与几家合作制片厂的华夏影人见面。
然后制作一批剧装，再兵分两路，一南一北分头进行拍摄。
北向的直接去沈阳，然后是承德，以华夏方为主导，负责李香兰少女时期的相关经历和剧情。
南向的先沪海，后京城，是导演野村芳太郎亲自执导，华夏方负责辅助，以松本庆子扮演的成年李香兰的经历为主要拍摄内容。
到时候这么一分开，去沈阳和承德的，当然会感到条件更加不堪。
毕竟那边没法和京城、沪海这样的大地方比，无论吃住也就会更让那些日本人感到难适应。
要说句实话，如果宁卫民能够陪着松本庆子来京城的话，有他从中协调，想想办法。
日方人员在华处境肯定会比目前要理想得多，起码会让他们吃到寿司、天妇罗和日式拉面。
只是他们没福气啊。
尽管宁卫民本人也是很想和松本庆子同行，而且他也很有必要回京一趟来述职，可客观条件却偏偏不允许啊。
别看最近银座坛宫的买卖恢复正常了。
大刀商社因为大和观光主动承担起物流的责任，日常运营也变得省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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