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资源重商主义，就不得不先简单聊一下大家可能同样不是很了解的“新重商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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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重商主义”是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麦金农、克鲁格曼、萨金特等人在描述美国20纪70代对外经济政策中的贸易保护和经济民族主义时所提出来的一个概念，由于出于贸易保护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与15世纪的重商主义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故而又被成为“新重商主义”。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新重商主义就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以及它们所实行的“出口导向”政策（不想被你们说水字数，更具体的基本概念和发展历程可以自行网上搜索）。
怎么样，是不是又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
但问题是……它与传统的重商主义一样，认为货币才是衡量财富唯一的标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与日本、亚洲四小龙、东南亚国家等，都是新重商主义的信徒，追求的都是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当初的我们，为了刺激出口和获得外汇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然而，直到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天文数字以后，却发现这些外汇很难有效地转化成为我们所需要的战略资源，才开始了某些反思：
为什么我们的新重商主义经济政策这样简单地就可以取得巨大成功?
为什么具有重商主义传统的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被主流社会视作过街老鼠?
为什么在西方主流经济强国无一例外地奉行赤字政策让国家处于外贸逆差、国家从债权国变成为债务国?
呵呵，其中的有些东西，令人细思极恐啊！
但凡你对世界经济史稍有了解，就可以发现，西方世界的改变是在国际货币金本位制度破产之后发生的——尤其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以后。
布雷顿森林体系一破裂，世界贸易货币便再也不具备资源属性了，发行货币再也不需要受到资源的限制，西方各国都使用本国廉价发行的货币来挤兑其他国家的财富——这时候，古典的经济理论受到了根本挑战，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成为债务国。
而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国际金融能力，同时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不稳定，使得国内的经济体、利益集团和人民为了避险都有握持外币的巨大需求，因此贸易顺差实际上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稳定器，产生了特殊的使用价值，也有一定的特殊资源的意味了;而持有外币的贬值损失，实际上就成为了发展中国家维持社会、经济、政治稳定的成本代价。
由于不同的利益取向，东亚发展中国家选择了新重商主义，而发达国家选择国家赤字政策，双方各取所需——直到美元贬值过快、亚洲外汇储备的交易成本变得畸形高昂，双方的需求平衡被打破;在美元等西方货币不断贬值的压力下，东亚发展中国家奉行的新重商主义也破产了，伴随着西方的收割镰刀，金融和经济危机也就随之发生了。
总之，新重商主义的衰落，一方面是由于国际货币的资源属性消失;另一方面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后不再需要外汇储备给国内经济安全信心，外汇不再是发展中国家的“另类资源”。
经历过无数惨痛的教训和认真审视之后，大家这才发现……那一大堆“三美分”，原来如此脆弱啊！
随之而来的，便是以“实体价值资源”为锚定物的新策略——也就是所谓的“资源重商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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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而来的杨铸，对于“资源重商主义”的理解，跟当今的主流观点稍有一些不同，属于具有华夏特色的2.0版本，总括而言，有以下几个基本点:
1、资源是衡量财富和生存权的不可替代组成部分，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资源。
除了挖拥本国资源以外，对外贸易是资源财富的真正来源。因此，要使国家变得高强，就应尽量在贸易中现资源净流入。
一国拥有的资源越多，就会越富有、越强大。因此，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国家应该不惜负债竭力鼓励资源进口，不主张甚至限制资源不对等的商品，尤其是奢侈品的进口（这一点主要是考虑到了WTO的贸易规则，如果没有这个规则限制，情况又稍有不同）。
2、由于不可能所有贸易参加国同时获得资源净流入，而且任一时间点上的资源总量是固定的或者减少的，所以一国的获利总是基于其他国家的损失（再强调一遍，不要肤浅地去随意质疑老祖宗的智慧，张居正的“天地生财，自有定数”这句话在这一点上得到了完美体现；每逢看见网上有一大堆所谓的高知在当今的科技水平标准下，用科技爆炸论去反驳这句话的时候，作者菌忍不住唏嘘一声——你连人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都没搞懂，对于当下各个科技应用领域的产业运转环节也一无所知，就在那洋洋自得地一大篇，这就是快乐教育的伟大成果？）。
3、现在国际贸易中所谓等价交换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资源反映的不是价值而是使用价值，在劳动价值论下的等价交换实际上交易双方获得的使用价值极为不对等，即交易双方获得资源量不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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