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历史，东林党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关于东林党，后世的争议始终没有消停过。
各种观点纷呈，赞许者有，批判者众。
更有甚者，竟然将明亡的责任推到了东林党的头上。
可对于东林党该是一个什么样子，能说得清的人并不多。
其实崇祯年间的东林党，已经和当初的东林党完全不一样了。
“当年泾阳公讲学东林之时，附从者何人？不过商贾、工匠、市井小民之辈尔。东林先贤，虽在朝为官者众，然可有阁臣显贵？并没有。”
左梦庚原本在一旁安静伺候，侯恂和刘宗周也没有当回事。
他虽然展示出了不俗的武艺和军事才能，可是在两位大佬眼中，最多只是武将之才。
朝政上的事，一个小孩子懂什么？
可左梦庚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侯恂和刘宗周正为了东林党的烈火烹油而忧心忡忡时，左梦庚平地起惊雷，直言东林党有此变故，根源就在于东林党的性质变了。
东林党一开始并非什么显贵，说是起于草莽都不算过份。
彼时创办东林的人，基本上都是一些小官小吏。
即使是顾宪成，也只不过是吏部员外郎，赵南星是考功郎中，并非什么顶级大佬。
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时，一开始前来听课的人，几乎都是商贾、工匠、市井小民等辈。
这些人虽然都是贱民，可是却意义不凡。
因为江南商贸繁荣，经济发展远超其他地区。这里的平民已经不满足一日三餐果腹，而是开始有了更高的追求。
以往他们没有什么途径，但是顾宪成的讲学，让他们有了进步的途径。
于是万千百姓云集，声势迅速扩大，这才有了东林党的崛起。
可以说，一开始的东林党，代表的就是商贾、手工业者、工匠、平民商贩的利益。
这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无疑是进步的。
毕竟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这是大势所趋。
嘉靖后期，包括隆庆、万历前期，整个东林党的表现都是昂扬向上的，充满了积极的意义。
其中隆庆开海，更是东林党的呕心之作。
后世批判东林党的人，其中的一个观点就是东林党反对开海，导致中国不能开眼看世界。
这个说法错误的非常离谱。
因为在明末主导开海的，恰恰是东林党人。
打出隆庆开关第一枪的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就是东林党人。
其时的福建巡抚许孚远，更是湛若水的学生。提拔重用他的人，是东林大佬邹元标。
许孚远更是刘宗周的老师。
这些关系，足以证明了吧？
后世许多观点中，说东林党是大地主大资本家的代表。
这就更加奇怪了。
东林党既然是大资本家的代表，为何会不支持开海呢？
哪个资本家嫌弃钱赚的少了？
什么？
垄断走私？
拜托，走私能赚多少？
隆庆开海最终选择在了福建，还是月港这种小地方，原因也有江南的固有势力太过于强大，导致政策在此地无法实行的无奈选择。
这个观点的最大错误之处，就是用东林党将整个江南的势力都代表了。
事实上，在江南地区，东林党并非最强大的势力。
真正垄断了东南财贸、阻扰开海的人，其实是东南的勋贵、大地主、世家。
比如魏国公府、浙党等等，这些人才是大地主的代表。
说东林党垄断走私，那就更是笑话了。
彼时的东林党手中既无权，又无兵，怎么打通海禁，把货物运出去？
真正能够做到的这些的，必然是掌控了东南兵权和政权的勋贵、世家。
这也是为什么嘉靖朝时期抗倭，戚继光、胡宗宪、谭纶等人都需要另外募兵，俞大猷又起于福建、并非江浙的缘故。
抗倭之后，胡宗宪惨死，戚继光、谭纶被远调，俞大猷缩回了福建，这就是东南的勋贵、世家反扑的结果。
同样的，也因为东南的勋贵、世家太过于强大，东林党不得不将开海的地点放到福建。
后来东林党扶持郑芝龙的目的，也是因为在陆地上突破不了东南勋贵、世家的围堵，不得不从海上来解决问题。
那个时候，东林党和世家勋贵之间的矛盾就在于，东林党代表的商贾、手工业者生产出来了货物却卖不出去，只能接受世家勋贵的剥削，通过勋贵世家的手发卖到海外。
正是基于这个事实，那时的东林党对于明朝的政策制定、国策运行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什么时候开始，东林党变质了呢？
恰恰是在万历后期，尤其是天启年间。
因为万历、天启两代皇帝重用阉宦，四处盘剥敛财，让东林党和东南的勋贵世家迅速合流。
想想，万历、天启派出那么多的矿监、税监，霸占矿山和交通，横征暴敛。
而这些矿山、商道原来是属于谁的？
各条商路上穿梭的货物都是谁的？
还不是勋贵世家的。
也就是说，万历、天启两代皇帝的倒行逆施，让原本是对头的东南勋贵世家和东林党迅速达成了统一战线。
这也是万历年间，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会那么惨烈的一个原因。
因为东林党背后有了更大的支持，所以才有能量和胆气去抗争。
可这种合流，虽然符合斗争形势，带给东林党的却不是好事。
这个原本具备积极意义的势力，迅速开始腐化，这才渐渐成为了大地主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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