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反过来说，在如此巨大的贸易收入支撑之下，海贸同盟削减跳帮战所需的兵力，转而全力加强大筒配备，这又有何不妥呢？兵员每月都要给俸，大筒只要装备上了，只要没打仗，那么之后可不需要花多少钱——无非让大筒手平时做些防锈之类的养护罢了。”
黑田如水这波解释可谓详细，毛利秀元明悟过来，恍然道：“难怪，难怪……我明白了，原先我一直好奇，为什么海贸同盟出航总是成群结队，很少有单舰独行。
原来是因为他们的战法限制，其单舰战力很是有限，如果要发挥大筒的威力，则船队规模便是越大越好。”
宇喜多秀家把话题转回水军刚才的表态上，问道：“如水大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大筒装船的意义在于大筒足够多，而且战时一定要集中使用才可以发挥？
而我水军目前装备的大筒虽然说起来也不少了，但面对明军水师或者北洋海贸同盟而言则仍然可能居于劣势，因此不如干脆放弃大筒射击，依然使用我水军最熟悉的接舷跳帮作战？”
黑田如水却不直接回答，反而望向藤堂高虎与胁坂安治，道：“这个问题要问水军的最终研判，我方才只是对海贸同盟轻接舷而重大筒这一现象做出解释。”
藤堂高虎与胁坂安治能说什么，自然只能表示承认。藤堂高虎还补充道：“除了大筒数量相对于明军而言必然处于劣势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则是我军火药不足。根据计算，如果真的去和明军水师打一场大筒炮战，那么现有的火药储备肯定严重不足，很可能还需要陆师方面为水军提供至少万斤火药方可一试。”
一听这话，所有日军将领纷纷摇头，莫说毛利秀元了，就算宇喜多秀家都直言不讳道：“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如今明军陆师新任提督麻贵正率领十万大军南下，陆师方面压力巨大，火药储备本就可能不足，如何还能匀出这么多来支援水军？万万不可，万万不可。”
说来有趣，由于高务实的蝴蝶翅膀影响，此时的日本水军居然早了两百多年见识到世界海军的发展方向，尤其是海上武备的发展方向，只是限于日本的国力，他们最终没能随之做出正确的选择或改变。
其实别说日本，如果不是有高务实的出现，大明即便更早接触并曾经与西洋海军爆发海战，可是在原历史上大明水师的海战思维转向也谈不上多快，甚至给了后世不少人一个印象，就是大明水师思想保守，明明见识到了海军发展的方向却依然固执己见、不思进取。
其实这种想法是有问题的，明代是东西军事技术开始拉开差距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西学东渐比较兴盛的时代。嘉靖以降，倭寇、海盗、欧洲势力接连并持续侵扰大明，故而为应对海防需要，大明水师其实也经历了两次技术和战术的变革。
第一次就是嘉隆万时期，以引入佛郎机炮为中心；第二次是天启崇祯时期，以引入红衣大炮为中心，这两次变革也都为大明水师带来了相应的战术调整。
在第二次变革前，大明水师在海战战术的重要性次序仍是以火烧船“以船冲犁”最为重要，在海战以冲沉贼船为首功，而斩级擒俘则次之，至于以炮伤人、以炮毁船的情况则并不多见。
不过到了17世纪初，荷兰人因为在西方海军竞争中获胜而顺利东来，其船铳数量与威力比之葡萄牙船更多更大，几场冲突下来也使得大明认识了其性能特点，并且专以“红夷”大炮称之。
在海防问题最为严峻的东南沿海，大明水师迅速把红夷大炮应用于海防战船，并且突破大型火炮装备战船的数量限制，出现了专门化的“熕船”，同时衍生出舷侧炮技术，这就已经与欧洲船舶的炮击战术十分接近。
从崇祯年起，海盗和官军船只就开始装备多门红夷大炮。1633年明荷料罗湾海战，明军的大型战船分别装备16门、20门、36门大炮。
后来荷兰台湾长官汉斯·蒲陀曼有这样的记载：郑芝龙战船“按荷兰模式建造，庞大精致，装备精良的帆船及舰队，还在船上装配了一部分能被拖动、带有环栓、置于双层甲板的大炮”。
1635年，在剿灭刘香的战役中，郑芝龙的战船“每船可安置大铳二十四位，炮声一发，裂云穿浪，卒成馘阵之功”。
当然，彼时装备十几门、甚至多至三十六门红夷大炮的战船并不普遍。一则是红夷大炮重量很大，装备十几门甚至几十门炮，这对于战船的体量要求比较高；二则明代原有的发熕炮和红夷大炮在技术上是一种承接关系，因此明代战船上很可能是将红夷大炮和发熕炮混装。
除了数量增加以外，当时大明水师火炮的配套设备也逐步完善起来。最初装备的发熕或者红夷炮都是放在木架上，木架下面铺有泥、糠、稻草，以缓冲后坐力，但是随着大型火炮数量增多，大明水师也开始出现铳车、舷窗、炮孔、火炮甲板等，甚至也出现了双层火炮甲板的战船。
如《兵录》中就记载：“船下层(主甲板)左右约开铳孔，或三十处，或二十处，安置红夷大炮，每门重二千三四百筋者，用一车轮架乘之，便於进退装药。此等大炮，每船一只，或六门或八门，左右排列；余孔亦列千筋与五百筋之铳，必要五百筋为率者，方沉重不跳且送弹端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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