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吴兑主和也是因为如此，他担心掌握财权和军权的实学派会因此压力太大，最终无论哪一方面出了问题，都免不得要被言官大骂，甚至被皇帝认为辅政失误。
申时行思索片刻，沉吟道：“老臣对倭寇之诚意始终难以放心，如此也好，细细盘问使臣再定真伪。不过这期间也不能马放南山，可令宋应昌先行屯田储备军粮，各地粮草也需要继续批次押运，内阁将时时督查各省实情。
一旦请降之事定伪，大军尚在朝鲜严阵以待，可联合朝鲜就地反攻，再发援军彻底平定。若接受倭寇请降，大明还需提出条件，而倭寇也将请求册封及朝贡，请问皇上有何旨意降下？”
朱翊钧摆手道：“蕞尔小国，何须多言！就三点：倭军在册封后立即撤离朝鲜，不准留下一兵一卒；大明只册封而不许其求贡；日本与朝鲜修好，不得再行侵犯。”
周咏迟疑道：“臣敢问皇上为何不许求贡？”
朱翊钧轻哼一声，道：“朕行册封是为彰显天子圣恩，不准求贡是朕对其厌烦不齿，若非日本被太祖皇帝列为不征之国，朕恨不得千帆浮海，踏平日本才好。”
周咏又问，若倭寇询问不许求贡之因，则该如何回复？朱翊钧却不想多谈，便表示周咏可自行决定。
周咏领旨道：“臣遵旨，若协议成立，则还有另外一事需要禀报：倭寇请求在其撤兵同时，我军也尽撤辽东，此因其担忧大明会出尔反尔。”
申时行立刻对此表示反对，向朱翊钧谏言：“老臣不同意北撤，老臣恳请皇上采纳宋应昌方案，一旦定立协议，为防倭寇卷土重来，我明军可留驻朝鲜屯田、开矿，以节省朝廷粮饷开支。”
宋应昌这个建议其实是秉持高务实的叮嘱，高务实早在战前就主张于朝鲜八道设官理事，屯田驻扎，以备稳妥。不过他的这个意见当时就有不少朝臣反对，认为如此做会让朝鲜觉得受到侵犯，不利于宗藩关系维系。另外还显得大明太过霸道贪婪，为了一些蝇头小利而失掉了上国气度。
高务实当时据理力争，表示这些措施不是因为贪婪，而是不如此则不足以保卫朝鲜，此举本质上是对朝鲜提供军事保护，而大明不可能也不应该花本国老百姓的钱去保护别国，因此朝鲜付出一些成本是理所当然。
不过即便如此，这件事当时也没谈妥，皇帝一边觉得大明是天下共主，为了一点粮食矿产抠抠搜搜显得没有格调，一边自己其实也不是个在财务上多么大方的人，要自己贴钱帮朝鲜守卫国土，着实又很不划算。因此皇帝当时便把事情搁置了下来。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次申时行反而站在了高务实之前的主张上，同意宋应昌此时的意见，这就有些奇怪了。
周咏此时道：“元辅，此事是否有使其拥兵自重之风险，甚或让人觉得大明有吞并朝鲜之意？且我大军长期独立于异国，着实令人不安。”
申时行笑道：“本兵多虑了，我观宋应昌、李如松等对皇上忠心耿耿，大军亲属也尽在国内，谁会叛乱？还有朝鲜在旁，辽东于北守卫，锦衣卫、东厂也在随时监视，本兵为何有此忧虑？”
这话不好反驳，毕竟宋应昌、李如松现在都算是实学派的人了，说把他们放在朝鲜有尾大不掉之嫌不要紧，因为这是从制度层面说话，但说他们有叛乱之心则不可，那意味着实学派内部有矛盾，因此周咏只能自称失言。
朱翊钧直到现在还是对高务实当初的提议略有异议，便道：“朕也认为此举似乎不妥，此事可另行商议，便先令宋应昌驻守朝鲜等待旨意吧。另外，倭国使者来京不必见朕，诸位爱卿代表内阁和兵部各自盘问，辨明真伪，然后上报朕知即可。”
周咏见此已是决议，朝鲜之战即将议和，便请暂停国内准备再次调集第二波次援军的计划。
吴兑现在只担心财政问题，立刻道：“此事自该如此，自伐元胜利以来，我九边各部均需做出相应调整，以应对西北方向的威胁，支持察哈尔地区的各卫重设计划。如今诸事繁杂，朝廷各处都要花钱，转移丁口民户也还有一系列问题，此时还在各处抽调兵力就更加叫人难以施为了。”
吴兑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新获得的原察哈尔旧地基本上归大明亲自接管，除了已经建成的大宁城之外，按照高务实此前的计划，还有一系列的防御措施需要进行，而其中包括修建城池、坞堡、边墙等，无一不需要花钱，无一不需要迁徙民众。
“好在”大明今年又遭灾了，迁徙民众一事反而可以放弃原先的计划，改为直接迁徙难民，对于强行迁徙而导致民众不满的压力反而降低到了极点。
只不过，民心方面的压力虽然小了，可是财政的压力却变得更大，因为原计划的迁徙是从北直隶迁徙，路途较近，途中和赶赴之后的粮食供应比较方便，损耗也小一些。
可是现在这么一来，由于灾民主要集中在河南、山东两省，不仅迁徙路程远了一倍不止，损耗必然加大，而且当地本来就是灾区，粮食供应困难，这就更进一步加重了朝廷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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