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拥有世袭的地位和经济实力，后者拥有朝廷必须倚仗的武力，合在一起便是武将集团，理论上站在文官集团的对立面。
不过，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事实上很难真的与文官集团对立，相反还要向文官集团靠拢，选择文官集团中的某一派系作为自己的后台。
之所以会弄成这样，其中的道理在前文中多次说过：代表武将集团利益的五军都督府在土木之变后被彻底阉割。由此，五肢不全的武将集团找不到、也推不出自己的代言人，那自然没法争取自己的利益了，只好各找各妈，纷纷去抱某一派文官的大腿。
但此时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出现了：皇帝本应该是超脱文武集团的仲裁者，在文武力量不对等时，难道他不应该抑强扶弱么？
这个问题就很复杂了，但一个政权进入稳定期肯定会是文官集团强于武将集团，这是古往今来最常见的趋势，否则就会变成军国主义。
明朝因为太祖皇帝的“不征之国”原则，本质上就是从制度上反对了军国主义，也就是限制了武将集团的上限。这样一来导致的结果就是文官集团的强大不受制约，而武将集团稍微反弹就会遭致猜忌，再叠加一个土木之变的DEBUFF，武将集团的衰落大势已成。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皇帝没有感受到武将集团衰落给其统治带来巨大危险，自然也就不会有动力去给武将集团站台——毕竟在皇帝看来，大明朝的文官体系不足以威胁他，所以文官集团权力扩张总好过武将集团权力扩张。
然而高务实需要力量来支持他的改革，首先拉拢的就是最容易被他拉拢的武将集团。武将集团原本就需要强力文官支持，高务实不仅能提供政治支持，还能带他们发财，那自然一拍即合，但这下子就为将来埋下了隐患。
至于红利，那自然是必须的，任何一个领导者想要顺利掌握名下的势力都有前提：基本前提是你能保护他们的利益，更进一步的则是你能为他们带来更大的利益。
武臣勋贵和掌兵武将能够二十年如一日拜倒在高务实门下，显然不会是因为受到高务实的人格感召，而是高务实既能保护他们的利益，又能为他们带来更大的利益。
勋贵集团加入海贸同盟，不仅在高务实的帮助下甩掉了京营乱摊子，可以丢掉作战责任专心用生产建设兵团赚钱，还能在海贸活动中大赚特赚，自然会全力支持高务实的一切行动——或许只除开造反。
战功武将集团因为高务实的军改，一边获得更多的军饷，一边为自己的军队尤其是家丁换装更强的武备，显然也是获利极大。前者让他们在军中更有号召力(也许还能抽成)，后者让他们更有实力获得更多战功，然后提升地位。于是，战功武将集团也乖乖听命于高务实。
李如松明明因为他爹的关系而与高务实不在同一个战壕里，但依然能够执行高务实的军令，归根结底不也是因为高务实能保证他获得新的战功么？
最后，关于持续动力，这一点现在还的确说不准，某种程度上而言最好是高务实能继续掌权，让实学改革形成惯性，当更多人享受到了改革红利，这改革便能滚滚向前。到那个时候，改革就进入了良性循环，有没有高务实本人坐镇就不那么重要了，高务实也就算是完成了历史的使命。
不过这都还是将来的事，现在说倒也没那么要紧。
现在的麻烦在于还没发展到良性循环，而之前的隐患已经开始凸显。成田甲斐提到高务实“现在的局面就像是在日本要做征夷大将军之前的样子”，本身可能只是无心之言，但在刘馨听来就不啻一声惊雷。
连她一个刚从日本来大明没多久的妾侍都能感受到高务实在朝廷的力量如此强大，难道朝中衮衮诸公就感受不到？难道皇帝就感受不到？显然不可能，他们都不是傻子，朝臣和皇帝肯定都能感受到。
既然能感受到这种强大，朝臣和皇帝各自会如何反应？刘馨觉得自己似乎不太能把握住他们的想法。
朝臣总体来说现在分为三派，实学派、心学派以及旧理学派，也就是中立派。实学派肯定是继续支持高务实的，毕竟这是他们利益的代表；心学派肯定是更加反对高务实的，因为高务实作为他们的政敌正变得越来越强大；麻烦在于中立派。
以往中立派之所以中立，主要是因为实学派和心学派都在嘉靖以后兴起，成为掌握朝廷实权的两大派系，而理学本身却出现式微迹象(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明末市民化导致的)，因此只能先“苟”着，等那两派鹬蚌相争，才好看看有没有机会渔翁得利。
然而，随着伐元之战基本已经取得胜利，这种两派基本均势的局面就被高务实打破了。倘若一切依照传统按部就班，接下来高务实肯定会获得封赏。这封赏一旦是让高务实入阁，那么之前高务实最大的麻烦——资历不足，难以入阁获得相位的问题就解决了。
换句话说，接下来就是高务实带领实学派压着心学派打了。唇亡齿寒的道理大家都懂，当实学派彻底压制了心学派，传统理学中立派难道就能独善其身？当然不可能，他们认为高务实肯定会扩大打击面，连带着他们一起收拾——历朝历代都是这样嘛，要不怎么叫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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