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大明财政体系设计得十分差劲，全国税收绝大多数来自于土地税，而同时农业税率又偏低，所以国家财政收入基本不会超过3000万(实物粮税被等价计算的情况下)。这3000万有1200万被地方政府截留，北方上缴的800万直接供应九边军队，剩下1000万在南方征收后经过漕运输送820万到北京。
漕运方式经历了多次改革，永乐十三年到宣德五年实施的是“支运法”。停止海运后，粮食仅通过运河输送，然而运河的输送量是有限的，于是朝廷就要求各地将上缴的粮饷运到淮安储备起来，然后分批输往北京——你看，淮安为什么要求提高漕运比例，答案的主要部分就在这里。
宣德五年至成化七年实施“兑运法”，此时朝廷好像意识到了百姓长途输运的负担过大，于是推行由军队直接运送漕粮，但是需要百姓自行承担损耗，结果从实际上来说也并没有减轻负担。
成化七年开始直至现在朝廷都施行“改兑法”。此法来自于成化七年漕运总督滕昭的提议，即免除农民的运粮，由军队直接到各县运输，但需要征收额外费。
怎么说呢，这个办法的立意或许是好的，但和古今中外无数法案一样，歪嘴和尚总能把经念得没人可以听懂，完全偏离本意。
打个比方，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扬州府有一则记录，这一年一户百姓需要承担税粮1.73石，额外费1石，但百姓需要用1.2两银子抵消1石的额外费，然而实际上当时当地1石粮食仅值0.7两银子，这中间的差额就成了各级官吏的油水。
扬州为什么也要求申时行提高漕运比例，答案在此已经不言自明。
不过，申时行的麻烦不是本章此刻要说的重点，重点是王锡爵此刻的目标对象：漕工——也叫漕军。
成化七年后的大明，每年征收漕粮的工作由12万漕军来负责，这些漕军来自运河沿岸的124个卫所，漕军在工作上听从漕运总督衙门，但人事关系留在本卫原处。
这个制度一听就知道肯定有很大的问题，事实也是如此，各级漕运官员克扣军饷，奴役士兵情况普遍存在。比方说，如果运输过程中漕船因气候原因或搁浅漏水而导致粮饷的减少，则需要由漕军来承担百分之四十的责任。
漕军为了养活家庭，就通过各种方式赚取收益，结成了一个利益集团，以保障自己的生活。这里的“各种方式”，甚至包括走私贸易——盐也是其中之一，甚至还是主要走私品。
你看吧，事情又绕回了淮扬。淮扬是盐业聚集地，漕军或说“漕工集团”早就和淮扬大小盐商们达成了利益共同体，漕军需要盐商们供货，盐商们也需要漕军“免税分销”。
显然，在这种制度下，所谓漕军很快就失去了战斗力，变成普通的劳动组织，即所谓漕工。说他们毫无战斗力可不是胡乱冤枉，比如正德五年(1510年)，山东一伙反贼将停靠在济宁港的1552艘船只洗劫一空，而如此多漕船上的士兵居然毫无作为，任由反贼取走，哪有半点“兵”样？
这事件当然震惊了整个朝廷，山东道监察御史质问漕运衙门：“……但军至数万，总兵、参将统制，把总、指挥分领，未闻何官以勇死伤者！”这充分暴露了所谓漕军作为军队而言已经完全是名存实亡，他们彻底由漕军变成了漕工。
内陆运输本来就有很大的弊端，一是运河河道窄浅，经常面临水源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初春暮秋时节，河道干涸，需要人工引水；二是刚才说过的，黄河经常决口，所携带的泥沙就流入运河中，疏通河道耗费巨大。
因此早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礼部侍郎邱濬便提议重开海运。彼时，他详细讲明了海运的优势：“海运虽漂溺之患，但海舟每艘可载粮1000余石，相当河舟三倍，省牵卒之劳、驳浅之费、挨次之守。”
邱濬就是《大学衍义补》的作者，高务实当年陪高拱起复来京时就在读这本书，他认为邱濬是大明朝难得的经济学家之一。可惜他说得再有道理，当时朝廷仍然未曾采纳，只是嘉奖了他一番，大意是您老辛苦了，但是事情不太好办，以后再说吧。
到了嘉靖初年，内阁大臣桂萼提出恢复海运，“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浅，不畏风而忧礁”。此议论一出，很快就遭到了很多官员的反对，尤其是漕运总督衙门直呼祖宗之法不可变。
顺便提一句，桂萼才是真正的“一条鞭法之父”，是他头一个提出此法的。别的不说，夸桂萼是个“有见识的改革派”想必错不了。
再之后就是重开海运了。隆庆六年，由时任漕运总督王宗沐、都御史梁梦龙联名首倡(当然这是在受过暗示之后的动作)，内阁高拱、张居正立刻表示支持，户部在商议后同意试行海运，于是万历元年三月，第一批12万石粮饷顺利抵达天津港。
如果事情只到这一步，或者只到张四维往海运加入高价值贡赋，问题都不大，甚至申时行秉政前期犹犹豫豫也没关系。漕运虽然被海运“瓜分”走了五分之三的份额，但也还能勉力维持，加上漕粮运得少了，就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走私，漕工们的生活水平居然还略有提升，那自然是能维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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