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皇帝所料，高务实不仅能得知慈宁宫中的消息，也能猜到皇帝当时与慈圣太后说那番话的意思。
在高务实看来，皇帝最重要、最关键的有三句话。
“漫说定南都护，倘若将来他果为朕克复漠北，封狼居胥，朕何吝封侯赐国之赏”；
“朕若真站在这般假设上来看，也以为云、桂之地很难挡得住他。可是对于有功之臣，朕不认为非要以欲加之罪而陷之”；
“朕以为，只要朕与大司徒这份君臣情谊始终维持着，双方‘君君臣臣’，至少在朕与他尚在之时，这些事情不会发生”。
这三句话，前一句比较独立，意思很明确，就是封官许愿，把功赏酬劳直接摆在明面上，只要完成，朕就给你。
但是这个许诺并不完全，因为当他这段话说完之后，太后就立刻就表达了怀疑。
太后认为高务实在南疆的实力、影响与南北二京其余勋贵都不同，皇帝所谓“赐国”——即封国公，不可能和其他国公一样只给个名号就完事，而是只能真正裂土封王一般的“赐国”。
然后呢？然后皇帝只是笑了笑，没有更进一步的明确回答。这就意味着，要么皇帝心里有一个计划但现在不方便说，要么就是皇帝心里其实也还没有定论，事情存在不小的变数。
至于第二句和第三句，则都是皇帝对于太后怀疑高务实在南疆实力太强的回答，本质上是针对同一个问题的两个反应。
上句的潜台词是“朕也知道他在南疆很强很强”，下句的潜台词是“朕认为他能把握这其中的度。”
什么度？有两个度：本身实力的强度以及对皇帝、朝廷的态度。
态度方面，皇帝看起来比较有把握，因此他是明说“至少在朕与他尚在之时，这些事情不会发生”；然而在南疆京华之实力方面，皇帝只是点明京华的确很强，却没有进一步去肯定高务实会如何如何，反而说了一个“可是”。
“可是对于有功之臣，朕不认为非要以欲加之罪而陷之。”
前者用所谓语法来说，就是祈使句，也叫命令句，表达了完全的肯定；后者的这个“可是”则不然，因为他不仅用了“可是”，并且用上了“不认为非要以欲加之罪而陷之”——那就是说，还是有机会“要以欲加之罪而陷之”的。
作为前世一位秘书出身的基层干部，高务实对于“指示精神”的敏感度绝非寻常可比，漫说是遣词造句出现了如此大的变化，就算只是一个字的变化，他都能准确发现并且迅速进行分析，以此来确保自己不会领会错误。
皇帝这番话，意味着他也不能确定高务实在南疆的实力——尤其是兵力，是否会出现进一步的膨胀，而对于万一出现了进一步膨胀之后他该如何应对，皇帝心里也不是很有把握：说不定只好“以欲加之罪而陷之”。
对于高务实而言，这相当于是一个警告，甚至是划了一条红线。这条红线并不是非常明确，即南疆的兵力红线到底是多少人——然而，它一定是存在的。
不过，皇帝的最后一句关键的话里，却又透露出另一条隐藏信息，即皇帝同意了慈圣太后之前的一个观点：南疆强，关键是高务实本人强，一旦高务实本人不存在，则南疆对于朝廷的威胁就大大降低了。
慈圣太后有这样的理解不难解释，甚至皇帝会同意她的看法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在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的人都认可一句话：“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除了这句话，中国自古以来还有一句更通俗的表述：“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因此从古至今莫不强调名将的作用，而纵观军事史，似乎也表明了这句话、这个思想的正确性。
然而目前的大明朝，至少有两个人“不完全同意”这个看法。这两个人，一个是戚继光，一个就是高务实。
一场战争的胜利，背后的原因是极其多样化的，主帅的英明神武只是其中之一。在拉拢人才时，君主可能会搬出“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说法，突出强调关键人才的重要性，但真正的战争绝不会这样简单。
可惜，现在这话说得太多，以至于连皇帝或者说统治阶层自己都完全相信了。
英雄、战神的故事确实吸引人，故“军易将难”的说法越来越流行，似乎所有的军事对抗，就是战神、兵圣们展现天才的舞台。
总之，只要你有了个战神，你的军事行动就会一马平川，你的军队就会所向披靡。而反之，你如果打了败仗，肯定是因为你的将军都是驴球蛋子，或者是敌方出了碾压你方将领的战神。
然而，在高务实看来，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还是后勤。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能打得匈奴哇哇叫，固然和他俩卓越的个人能力分不开，但更重要的原因依然是汉武帝肯烧钱，并且有钱烧。
这个“千军”，如果是纣王驱使的奴隶，如果是大宋养的家猪禁军，如果是凯申物流拉来的壮丁，那自然相当“易得”。然而也因此很难打胜仗，其肉食者不谋不察，反而感叹没有名将导致失败，仿佛只要天上掉下个诸葛亮到自己一方就赢定了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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