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可能被加征商税”关系不大的官员们顿时兴奋起来，而十有八九可能要被加征商税所影响的官员，则出离的愤怒起来。
别看高务实在《取用疏》中把朝廷用度问题特意指出，说要加强监管，但官员们清楚，你再如何加强监管，了不起也就是不好贪墨了。可至少，朝廷越有钱，就意味着控制这些钱的官员们越有权势，这总是颠补不破的道理。
更何况，朝廷一旦有钱了，最起码不会再给我们折奉、欠奉了吧？说不定还能再加一些“津贴”呢！
于是乎，一部分“不怕交商税”的官员就开始上疏支持高务实，而另一部分“怕死了交商税”的官员则开始强烈反对高务实。
当然，世上总有理中客，不独后世键盘侠群体中不少，大明朝廷同样也有。于是也有一部分官员上疏呼吁，有的说推行商税“利弊参半”，有的说此事“成败难料”，有的说“兹事体大，不如缓行”，有的说“还需详细考究，再作计较”。
总而言之，不是和稀泥，就是打太极。
不过，这些理中客的屁话成不了主流，在实学派与心学派争锋相对的当下，还是只有这两派官员的态度最为紧要。
实学派方面有两类风格的题奏，虽然因为高务实摆出了高拱，所以大致上看来，好像都是支持高务实的，但其实还是有所分别。
其中一类算是高务实的铁杆支持者，这些人完全赞同高务实的意见，言辞之中几乎恨不得明天——不对，恨不得今天就开始全面征收商税，并立刻组建“审计署”和“关税署”。
另一类则是本来不同意或者有些犹豫要不要这么做的官员，他们只是因为高务实打着继承高拱遗志旗号而不得不违心表示赞同，因此他们在表示赞同之后，却也如那些理中客一般，又说几句“缓和气氛”的话，大抵也就是要不咱们先搞个试点推行，亦或者咱们老成谋国，还是不可轻易全面铺开等说法。
虽然如此，但至少这一次实学派的总体表现要比此前团结不少，最起码没人跳出来明确表示反对。
不过心学派一方就不同了，他们的表现更加团结——清一色的强烈反对。其用词之激烈已经几近于骂街，疏文之中把高务实比作桑弘羊、蔡京等奸佞之流者，那是大有人在。
这样一来，高务实就创下了他本人的一次记录：上任履新第四日便被“满朝弹劾”。
如果只是被弹劾施政手段，高务实是可以暂不理会，先等皇帝表态的。但现在他被人骂做奸佞，按照大明官员的习惯，他就只能闭门府上，不肯出而视事了。
申时行是旗帜鲜明反对高务实《取用疏》的最高官员，但他作为首辅，对于题奏疏文之用词非常讲究，绝不肯胡乱拔高，去骂高务实“奸佞”，只是就事论事，找高务实疏文中的破绽。
申元辅觉得高务实疏文中最大的破绽，便是他因为要收商税而制定的新式财政制度。
首先，这些制度如要实现，都必须增加官员。例如高务实说“入账出账，非一人可为；入库出库，非一人可掌。”
这意味着全国上下但凡管账之人，都必须设置成“左右主官制度”，其中左主官管账，右主官查账。且不说这会不会造成左右主官互相敌视，引起不和甚至内斗，单说这么一来朝廷所要增派的官员，那就绝非一个小数目。
按照明人习惯于“小政府”的思路，你这就是人为的增加冗官，增加朝廷开支。换言之，就是变相的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管账的是如此，掌管各类库房的也是同样道理。而且申时行很清楚，大明朝的“库管人员”本就很多——因为各地都建有各种仓库，粮草、军器、布帛、贡献、仪仗等等，不一而足。
如此库管人员也要加倍，这要造成多大的财政浪费？
更不必说高务实的加强监管到底是不是能杜绝贪墨，那也是没准的事。
深悉官场之道的申时行太清楚这其中的猫腻了，别的不说，就说你右主官固然可以监督左主官，但倘若这左右主官两人合谋，一起贪墨分赃，你怎么办？
哦，你说你还有审计署？好，那我问你，你这审计署要多大的编制才能监督天下间如此数量巨大的账目、仓库等机构？我就是给你一个都察院，只怕你也管不过来吧！
申时行的奏疏写到此处，就开始引出他们心学派的“道统级论调”：治理官员，还是要看教化，不能仅靠这些“平白无故增添人手”的手段，唯有人人为君子，道德出众，自律严谨，这才能清明吏治，才能真正轻徭薄赋、与民生息。
申时行的奏疏呈递去司礼监之后，他才看起百官们对高务实的弹劾。这一看不得了，他发现可能要出事了。
一些和他类似，“就事论事”的弹劾也就罢了，关键是弹劾之中混入了很多弹劾高务实“奸佞”、“遗毒”甚至“谤君”的说法。
这其中最让申时行惊出一身冷汗的，就是弹劾高务实“谤君”。
谤君？高务实怎么就谤君了？
还真有，这些奏疏都抓住高务实《取用疏》里的一段话开始怒斥：
“或曰：古有汤昌，亦有桀纣。我皇上固神文圣武，焉知后世子孙皆尽贤德？倘有一二不肖，薄赋尚有可限，重税岂非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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