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先后掌权的十几年中，由于淮人集团的排挤，使得非淮人官员很难在朝中立足。譬如说身为朱元璋亲信谋士的刘伯温，就因为其是浙东人，所以自入朝后就备受打压。
刘伯温的才华和功劳在一干功臣中显然不算差，但由于淮人官员从中作梗，在大封功臣时，他就只被封为诚意伯，而淮人出身的李善长则被封为韩国公。
由于李善长的挑拨，仅仅在洪武四年，聪明的刘伯温就告老还乡，自此远离官场。但这并非结束：由于之前朱元璋在向刘伯温征询丞相人选时，后者没有为李善长说好话，于是李善长记恨在心，之后借故革掉了刘的俸禄。
经过一连串的打击，刘伯温不久便忧愤成疾，而此时淮人集团的胡惟庸，则借机派医生为其诊治，但蹊跷的事情随之发生：刘伯温在此后一个月便病故了。
由此可见，即便远离政治，淮人官僚依然不肯放过自己的敌人。刘伯温只是他们的对手之一，远远不是全部。实际上当时的淮人集团几乎是以一派之力压制全国——要不然你以为朱元璋真的是脑子抽风了，居然那样大杀功臣？
他是因为发现淮人集团实力已经过于强大，他本人在世的时候倒是压得住，可是太子早逝，太孙有没有这样的威望和能力，那就完全说不准了。于是便有了朱元璋的大杀功臣。
而到明代中后期的嘉、隆、万时代，派系更加分明的“党争”正式登场。
先是嘉靖时，以内阁首辅严嵩为首的“严党”和以内阁成员徐阶、高拱等为代表的“清流”之间的争斗——注意，这时候的“清流”二字不带贬义。
当时严嵩结党营私、大肆贪污，“清流”官员借此不断攻击“严党”。而严嵩也没闲着，他利用权势，先后罗织罪名杀害“清流”领袖夏言等。但在严嵩掌权的二十余年里，“清流”对其的攻击也从未停止：沈炼、杨继盛等先后上疏弹劾严嵩的罪状，只是都未能获得成功，反遭严嵩陷害致死。
严嵩败亡之后的事本书中已经说得不少，此处不再赘言，稍分笔墨说一说原历史上的明末党争。
明末，“党争”之势达到顶峰。先是在万历立太子的问题上，浙人出身的浙党官员基本选择了顺从万历的想法(主要是因为他们正当权)，而着名的东林党官员则上疏强烈反对。对此，其他党派又群起攻击东林党。
由此，在围绕太子人选的问题上，各派官员争斗长达二十余年之久。
到了天启时，“党争”又演化为“内朝”和“外朝”之争。因宦官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得以参预机要，又提督东厂，能任意罗织罪名、掌握官员生杀大权，故围绕其身边迅速形成了一个集团，东林党人将之称为“阉党”。
由于魏忠贤得天启信任，故其在朝廷内外权势滔天、为所欲为，对其趋炎附势者络绎不绝，甚至称其为“九千岁”。
见“阉党”专权，败坏朝纲(东林党认为的)，于是东林党人开始激烈攻击魏氏一党：左都副御史杨涟上书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结果被诬下狱，后受尽酷刑惨死狱中；其余东林党人如左光斗、魏大中等也因反对魏氏专权而被下狱折磨致死。
至此，“东林党”势力大为受挫，“阉党”遍布朝廷，直到崇祯时，才被“圣君”一招“斩首战术”给消灭掉——顺便圣君也把自己消灭了。
纵观宋、明两朝的党争，前者多为纯政见之争，如变法派和保守派，且斗争结果仅止于罢相、去官(远离中枢)。
而后者多以官员籍贯划分派别，同乡之间相互抱团，对于非本派者必加以打压、排挤，发展到后来变成“为了争而争”，事事都要攻讦一番，而且相争的结果可谓惨烈：失败者很多都被处以极刑，死于非命。
高务实曾经思考过造成这两种不同局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他觉得，或许在于两朝的立国之本并不相同。
宋朝堪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朝代，宋太祖赵匡胤曾立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誓言并刻于碑上。因此，宋代对知识分子(士大夫)极其宽容，只要不是罪大恶极，引起全国上下的公愤，那便不会被施以刑罚。
即便是与君主相争，往往也没有性命之虞，最多就是外放到地方，远离朝政罢了。这点从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境遇上体现得最为典型。
大明就不同了。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民，对了于吏治的腐败有切身体会。立国后，更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对官员要求极为严苛，稍有贪腐行径就会被处以极刑。
但偏偏在对待大臣的问题上，他和他的儿子朱棣又为后世做了很不好的示范：朱元璋在处理胡惟庸、蓝玉两位功臣的案子上，光是受牵连而被杀的官员就达到四万余人；
朱棣也不遑多让，在方孝孺一案上更是做出了“诛十族”的壮举，连方孝孺的门生、朋友都没有放过。因为方孝孺一人，导致前后共有八百多人被杀。
由是，明代的党争几乎都以人身消灭为结局，失败者往往连性命都保不住。
如果说这还只是开国皇帝所作所为形成的“祖制”惯性，那么实际的社会根源也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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