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汉朝，有自己田地的百姓还好一些，只需要供养朝廷、食邑诸侯，可若没有田地，在此基础上还要供养地主富户，而董虎给予他们的是什么？
十税一。
大汉朝的田赋发生过数次变更，但大差不差都是三十税一，比董虎的十税一要少得多，可若算上其他的税赋、供养诸侯的食邑，以价值而论，与十税一也差不了多少，但百姓能够承受十税一的赋税，却难以承受三十税一，原因就在于大汉朝缺铜，百姓能够承担实物十税一的赋税，却没办法承担有铜钱参与的三十税一。
当董虎告诉陈留郡百姓“十税一”时，就意味着他准备采用“三种”养兵制度，即在并州实行卫所制，在凉州实行府兵制，在雒阳实行募兵制。
府兵制、卫所制都是建立在兵卒的田地上，两者虽有一些差别，但内在的东西却是一样的，都必须保证供养兵卒的田地不流失，只有保证军府、卫所田地不流失，才能保证府兵、卫所兵卒的战力，可募兵不同，募兵是建立在赋税充足、军费充足情况下。
董虎的身体里有一个不一样的灵魂，他很清楚，无论采用哪一种模式，只要能够满足“强军”条件，都足以打造一支强大的军队，之所以他会同时使用三种形式来养活兵马，主要还是人丁稀少、外部环境的现实原因。
并州、凉州、雒阳都是一样的人丁不足，但三个地方的防务需求不同。
并州有个外在的鲜卑强敌，有个潜在的乌丸人敌人，除此外还要防御万里草原。凉州没了外敌，只需要稳住境内治安即可，而雒阳需要面临两三千万“敌人”的压力。
并州人丁不足，防御面又大，想要不死就需要所有人齐心合力，所以雁门关以北的百姓全部划入军户，有军屯田、自养田，田地虽然分了下去，但至今也没有真正分家，还是实行的战时经济，所有人一同耕种一同收割麦子，粮食、布匹收入府库后进行统一分配，与吃大锅饭差不多。
并州是没法子，人丁太少，防御面太大，需要常年戍边的兵卒较多，若不实行战时经济，并州十万兵马立马就会崩塌。
凉州远比并州的情形好得多，东南西北都已经没有外敌，也就不需要维持较大的军队编制，可以完全让百姓自由耕种、经商、做工、放羊……一方面取消口赋、更赋，只以“三十税一”低赋养民，一方面用“五百亩”田来维持境内常备兵，最大限度减少百姓的负担，同时又维持一定数量的常备兵。
雒阳与并州的外部环境差不多，都要面对一个强大的外敌，相比鲜卑人、乌丸人，关中诸侯更为强大，偏偏他还没法子照搬雁门郡的做法，原因就在于他需要与名门望族争夺民心。
仅以百姓私人财产而论，雁门郡的百姓与无数家族下的佃户、奴仆没有太大的区别，雁门郡的百姓同样没有多少私人财产，所有的产出都被董虎拿去供养兵卒了，这与各大家族通过高佃租拿走佃户的所有产出没有什么区别。
辛辛苦苦一辈子，到头来却一无所有，百姓凭什么要支持你？
民心即利心，所欲与之聚，所恶勿施。
老百姓又不是傻蛋，兜里有钱没钱能不知道吗？所以董虎就不能在雒阳做雁门郡那样的事情，他只有让冀州、兖州、豫州……等地的百姓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原百姓才会往他兜里跑，可现实就是，中原任何一个州都有几百万人丁，随意一个州都比董卓、董虎叔侄控制的人丁都多。
袁绍，曹操，刘备，孙权，他们哪一个没有动用过几十上百万军队干仗的？面对如此压力，雒阳至少要保持十万兵马的常备兵，只有如此之多兵马才能自保。
十万兵马，若依照三十税一，需要多少百姓才能养活？
董虎在荥阳时就一再考虑这个问题，最后还是觉得雒阳与凉州雁门郡、并州有着很大的区别，无论是暂时的“大锅饭”也好，还是较低的“三十税一”也罢，这些都不怎么合适，只有增加一些赋税，达到“十税一”程度才成，即便如此，军中将士也需要自己屯田耕种来弥补钱粮的不足。
雁门郡是无税区，凉州是低税区，而雒阳则是“十税一”高税区，有层次感，百姓若是觉得在雒阳的生存压力较大，就会如流水一般自高处向低处流动，不需要用武力驱赶，百姓就会在利益驱使下自己充实边境。
当然了，他相信，“十税一”就算是高赋税，在他取消了口赋、更赋这样的杂七杂八税赋外，“十税一”也绝对比中原各州郡的“三十税一”低了太多。
不管多么的低赋税，此时也需要强行抓些百姓，最起码要将雒阳田里的麦子收获了不是？
在张辽、庞德跑去陈留郡抓人时，他就特意嘱咐了“十税一、分田、借粮”的事情，只是他没想到，路上一再有百姓跪着高喊“大王”屁事。初时他没有在意老人嘴里的“大王”话语，只以为老人认识他，知道他是河湟羌王、虎娃大王，可当第二波、第三波……俘虏百姓跪在地上，高喊着“大王”时……
“哼！”
“凉并羌蛮都是些没见识的混蛋，叫咱虎娃大王也就罢了，咱大汉朝又无异姓王，百姓张口闭口大王的，岂不是告诉他人咱就是个小反贼？见到文远那小子，咱一定狠狠敲他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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