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所料的是，减免税赋的提议受到了程度较为激烈的反对。
但这个提议在朝堂上通过得毫无阻碍。
只有口赋停征的问题由于牵扯面太大而暂时被搁置，而暂时延后秋税的提议通过得很快。
一来延后税收有助于灾区人心稳定，二来只是延后，又不是不收，大家的接受力还是有的。
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些看似激烈的反对都集中在地方豪强中，对于朝中的影响力实在太弱。
至于地方豪强为何要反对能够惠及到自己的减税政策，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不过在老氏族为商君之法打散，新的土地贵族还未能真正兴起成为固有阶级的时候，还处于雏形中的地方豪强实在无力反抗直接来自中央的力量。
简单来说，就是他们的手还没能伸那么长，达到能够影响国家政策的地步。
或许有人会问，那为什么位居朝堂的权贵们对于逼迫农民破产，以兼并土地没有多少兴趣呢？
权贵们难道就不是大地主了吗？
他们当然是，而且他们是远比地方小地主更大得多的地主。
但他们更大的利益所在，只有两个字：东出。
无论是出于现实的利益考量，还是家国荣誉的需求，东出，都是大昭权贵们的核心利益所在。
因为只有东出，他们，以及族中子弟才有机会获取更高的爵位，并且可以获得更多、更廉价的土地，而不是在现在的一亩三分地上费神。
大昭是小家庭制度，一家能够获得的土地上限直接与爵位挂钩，因此如果不能继续获取爵位，他们所能拥有的土地就那么多。
大昭的爵位，严格规定了每一级能够获取的土地规模的上限。
但是要注意，这项规定只是给了一个授权，而非直接授予足额的土地
想要获取土地，仍然需要自己去购买。
前文就提到过，大昭的土地是允许出售购买的，如果每一级爵的土地都是国家直接授予，那哪里还有买卖的必要。
大昭承认一定程度上的土地私有——土地的所有权全部是国家的，但作为爵位的附加土地，是可以进行对使用权的买卖的。
唯一不能够买卖的土地是“丁田”，也就是每一个男性国民成年之后由官府直接授予，用来赚取口粮的土地。
当然，对于公乘之下的低级爵位，考虑到普通人购买力的不足，官府会以极低的价格出售国有土地。
虽然极低，但仍然不是免费，而且很少会有在关中核心区域的土地留着给新的爵位获得者的。
一般来说，为了获取与自己爵位对等的土地规模，普通人需要再奋斗数年乃至十数年。
而在寸土寸金的关中之地，这一时间还要更长。
事实上，其实很多人直到死之时，都没能获取到与自己爵位相匹配的土地。
这也是为什么在占领了西魏之后，许多人选择放弃关中的土地而选择东向，官府也鼓励退伍士卒在西魏选择退役田的。
政府的鼓励是因为希望通过昭人的迁移，加强自己对新土地的掌控力，而昭人的东向欲望的来源就很朴实了。
就是因为西魏的土地开发不够，而且因为政策的原因，相对关中要便宜很多。
虽然目前产出较关中较少，但在百里俜以及其身后太子扶苏的重点扶持，昭人普遍对西魏土地的未来十分看好。
相比于多山地的蜀中，西魏显然是一个更值得投资的地方。
四个字：坐等升值。
但这样的问题对于王家、蒙家、樗里家，乃至孟西白等通过军功，占据了朝堂一定话语权的大族来说并不是问题。
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他们所面临的矛盾并非是买不起足额的土地，而是土地已经到了上限。
他们此时急需的，是继续提升爵位，来获取更大的权限。
高层的统治阶级并不需要更多的廉价土地，有了他们也没有额度去买，底层农民更是对减税欢迎之至。
于是夹杂在中间的新兴地主豪强虽然鼓足劲反对，但在中央力量的压制下，在朝堂上一点水花也没能兴起。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乖乖坐视“好机会”从眼前溜走的。
在朝堂上没有获得话语权，并不代表他们就不能想别的办法来软对抗了。
作为当地豪绅，为了对抗中央政策，常见的方法当然不是以拉横幅等粗陋的法子去正面对抗。
中央毕竟有军队，还有一套完整的《昭律》，敢正面抗衡不是找死吗？
豪绅们没这么笨。
他们的办法不是自己出面，而是忽悠底层民众来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起来反对。
具体方法自然是发布谣言。
谣言止于智者，但很可惜，以文盲居多的百姓中，很少有智者的存在。
于是各朝各代都屡见不鲜的事情在大昭也终于发生了。
百姓们不惜出卖自己的利益，也要为豪绅们出头。当然，规模要小很多。
受到当地豪强蛊惑的民众听说了政府要暂时减税，以在后面用沉重的徭役替换之后，纷纷炸了锅。
相比于沉重到令人脊背发寒的徭役，税赋就显得没那么可怕了。
于是在各受灾县，当大部分民众老实接受了少府的赈灾粮，等待以工代赈的时候，小部分受到蛊惑的民众被组织起来，拒绝接受赈灾粮，很是掀起了一些小风浪。
之所以说是小风浪，是因为收到蛊惑的民众毕竟还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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