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近代历史教育的人，对于土地兼并这个问题，总会有一个错觉，那就是觉得这方面的政策设计、如何防范土地兼并，肯定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越来越先进。
后面的朝代吸取了前面朝代的灭亡教训，总该越来越善于避开坑、抉择越来越聪明吧？
但事实上，这种想法多半是近代历史教育受到苏式史泰林五段论的影响，习惯了把人类社会统一看成“原始-奴隶-封建-资本-共产”线性进化的结果。
而华夏历史的现实特点，是帝国时代特别漫长（我也不说“封建”时代了），那么多朝代的教训堆积下来，皇帝们把几乎所有对抗土地兼并的尝试都做过了，发现左也不行右也不行，不管怎么干最后都会导致土地兼并亡国。
所以华夏的帝国史，对土地政策的态度出现过多次尺蠖效应。
觉得前一个朝代土地政策左了，亡了，下一个朝代就往右缩一点，结果还是亡了。
再下一个朝代就继续吸取教训，重新回归左一点，然后二次亡国。再再下一个朝代重新右一点，然后三次亡国……
最后就是左左右右反复横跳，这一跳就跳了两千年，怎么跳都亡国。
站在汉末这个节骨眼上，前面可以借鉴的经验还不是很多，但至少也凑满第一波尺蠖伸缩所需的素材了。左右都横跳试过，告诉人左右都有可能亡。
曹操、荀彧、程昱这样的顶级政治家，当然也都熟知历史。
知道周因王田分封，百姓逃亡另外垦荒、动员效率不如承认私田。
也知道秦因用民过重、服役无度，天下苦秦久矣，揭竿而起。
西汉因末年土地兼并确实疯狂、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王莽因左，搞土地国有化，没搞成，依然引起绿林赤眉，完蛋了。
但东汉不敢搞土地国有化，还是被黄巾了。
正因为如此，荀彧以王莽的教训提醒曹操时，曹操并不认为“因为他要实行的新政策中，带有一定的王莽曾经用过的元素，就必然不好”。
曹操是把这个问题想得很清楚的，所以他语重心长地跟荀彧、程昱自诉其志：
“周和王莽亡了，秦自有一套亡法，先汉后汉又是另一种崩溃！走不走王莽路线的都亡了，又没见谁一直活下来。
所以祖宗不足法、史不足畏，要是历史上亡过的路都不能走，那就无路可走了！只能是拼拼凑凑，博采众长，扬长避短，拼接一套新方法，把前代亡国者最暴政的点改掉。
如仲德所言，孤如今只是禁止世家豪强买卖田地，又不是如王莽那般籍没入官，纵有反抗，也不会太过剧烈，完全是可以分化瓦解，争取大多数安分守己世家豪强的理解的。”
荀彧因为之前没有参加曹操的草案讨论过程，所以对细节不是很清楚。曹操在讨论土地搜刮政策细节时，重用的都是毛玠、枣祗、满宠这些级别较低但更心狠手辣、擅长组织生产的能吏、酷吏。
荀彧是听说曹操的草案即将公布了，才急吼吼过来反对的。
现在听了曹操的辩解后，他也发现自己讲的那些大道理有些词穷，只能换个角度劝说，帮曹操完善细节。
荀彧分析道：“丞相，纵然如今施行之法与王莽大异，可对于世家豪强的约束实在是太狠了。卖田地者并不一定是要变不动产为动产、便于迁徙投敌。
只能说迁徙的可能比较大，属下也知道，早在十年前，司隶、豫州世家，趁着兵乱之前贱卖田地移民荆州避祸，不胜枚举。
但纵然如此，若是不想个充分的理由，只一味杀戮抄家，天下民心尽丧矣。治国如治水，川壅而溃，伤人必多，何况百姓卖田避战之心，自古堵不如疏。”
对于世家当中那些有眼光、有见识的家伙，能趁着战乱到来前卖地跑路，荀彧还是承认的，因为他对于这活儿太熟了。
他自己所在的颍川荀氏，就是趁着司隶地区被董卓横扫之前，把颍川老家的庄园都贱卖了，投靠各地诸侯的嘛。
还有河内司马氏里某几支有眼光的，也是典型的在董卓暴揍王匡之前就卖了河内的庄园跑了。当时有识之士都知道整个司隶、乃至与司隶接壤的郡，都会变成血腥战场。
曹操不想再听老生常谈，直接抬手制止了荀彧，让他挑建设性的意见说：“这些道理孤都明白，不过事已至此，不是空谈远见的时候。文若便说说，孤还有什么法子既把这事儿做了，又取信于民。”
荀彧叹了口气：“若是丞相坚持施行此政……至少先明发天下，强调对世家豪强中那些不经营工商者的绝对保护。
而且要鼓励他们组织自家家奴充分耕作，甚至暂时虚与委蛇，暗示不会趁着清查田产的机会一并彻查隐匿人口奴隶。
这样或许能缓和一下反抗，等把那些卖地迁徙投敌的豪强都解决了，再徐徐图之查隐匿人口的事儿。”
荀彧也想不到什么好办法，只能是劝曹操每时每刻注意统一战线，一次只对付一个细分类别的敌人，别同时树敌过多。
联合大多数，打击一小撮。打击完一小撮之后，再从剩下的大多数里设一个新划分标准，分化出来新的一小撮继续打。
有需要打击的经济模式，就必须有对应的要鼓励的经济模式，这样人心才有期待，才稳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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