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东汉末年，太学生群体就是比较喜欢清议褒贬的，还多次发生在雒阳的太学生围住朝廷重臣情愿。
战乱开始后，因为读书人斗不过刀子，这种事儿倒是少了。如今天下重新太平起来，敢说话的人自然也多了起来，这本无可厚非。
何况是事关切身利益，没作弊的人谁不希望多抓走几个有作弊嫌疑的，好降低考试时的竞争压力、提高录取比例。
这种场合，自然是立刻就有文部官员过来维持秩序。
“肃静！不得喧哗！有话派代表说，朝廷秉公执法，尔等觉得何处不公，可以依例陈情！”
还别说，因为是第一年回雒阳举行科举，朝廷上下都是很重视的，文部尚书管宁本人今天都在场内，他很快亲自到门口给考生做工作，了解情况。所有文部官员，也几乎都算是第一批随着刘备迁来雒阳的。
几个明显是趁势扰乱挑唆的家伙，还有想上手的，都被控制住了。而那些合理诉求的人，则被安抚下来，要求派代表陈情。
于是人群里就出来几个不怕事的官宦子弟，把诉求说了一下：
“排队进场之时，还有人离队丢弃作弊证物，朝廷为何不严加管束？朝廷取士三令五申要并重德行与才学。现在对可见的德行有缺都不闻不问，岂不是跟曹操一样只重才干了？难道连有才的奸邪之徒也要任用不成？”
管宁也不骄不躁，公允地回应：“朝廷法度、纪律说得明明白白，应考举子沐浴更衣后、依然有夹带入场者，为舞弊。
既如此，你们每个人现在身上带有书卷也好，想临阵磨枪温习也好，本不犯禁。朝廷又岂能法外加刑、对尚未进场者就因为他们身上带了文卷，就滥施责罚。
说好了是更衣之后不许带，那就是更衣之后不许带。朝廷论迹不论心，不能失信于民。”
管宁这番话，其实他自己一开始也不是很认同的，反而是李素要求刑部的法正配合，坚持要这么定，搞“罪刑法定”，对于还没着手就放弃犯意的人要宽宥。
这个理念汉朝的人当然没有，但李素毕竟是接受后世教育的，他觉得抓作弊这个事儿，不能按思想来算，要有个明确的界限。
在到界限之前“犯罪中止”的，那就当没发生。
过了界限抓到的，那叫“犯罪未遂”，未遂才是惩罚的起步门槛。
而且这也符合最近李素推行的新哲学思想、官方意识形态：传统腐儒那一套，就是定个谁都做不到的超高道德标准，然后和稀泥，把别人拉下水。
既然现在李素要搞“把不太缺德的人跟缺德的区分开来”，那当然要把道德的评判颗粒度细化。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渐渐用法制来强化和辅助道德，搞“论迹不论心”，渐渐取代之前汉朝“春秋决狱”里的“论心定罪”。
心里想过邪恶的事情，但只要没做，那就是好人，至少不能是法律要惩处的对象。
当然这不是说动机和主观心态就完全不重要了。只是说动机和心态要跟行为结合了看，在有行为的前提下，进一步判定主观恶性。故意肯定比过失严重，直接故意肯定比间接故意严重。
说白了，就是渐渐往现代法治理念里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靠拢。
李丞相治国，从来不是空喊一个口号，不管怎么落地的。他都是一边写意识形态著作，一边已经在琢磨如何把空泛务虚的意识形态进步，落实到现实政治治理中。
而稍稍学过法理学的都知道，任何关于善恶评价、社会价值导向的治理，毫无疑问最关键的都是一个“道德的法律强制问题”。
所以李素的思路自然而然往这个方向琢磨、往这个方向靠拢，也就很容易想到了。
……
此时此刻，作为李素新政最初萌芽的代言人和实践者，管宁也是费了好大的劲，跟举子们解释了朝廷的司法精神。
听朝廷的态度如此宽仁、而且有法可依一碗水端平，绝大多数举子自然是不再闹事了。毕竟多抓几个作弊的，也提高不了多少实质的录取率。
个别混不吝脑子转不过来，或者是年轻不差这一届的，还想揪着不放博个名声。但很快也发现无的放矢——因为朝廷压根儿就懒得问“那个闹事的是谁？给我记下来”。
如今的举子，心态跟东汉末年的太学生是差不多的，就是想靠仗义执言出名。被官府怼的时候，如果记下了你的名字，甚至将来打击报复你，那都是会在士林得到名声的，所以才有那么多“党锢之祸”嘛。
官府和颜悦色跟你解释，都懒得打击报复你，连问名字的机会都不给，反而让喷子们无所适从了。
最刺头的那几个见无利可图，其中个别脑子活的，就又开始吐槽贡院硬件设施太差、害大家排队那么久、给想作弊的人制造犯罪中止的时机，然后也就没什么可骂了。
毕竟，要是所有人都不用排那么久的队进场，那那些想作弊的家伙不就没机会观察前面人的下场、从而中止了么。所以说到底还是朝廷拖拖拉拉，害得少抓了几个坏人！
这番言论，自然也被队伍里其他几个厚道的考生劝住了：“这位兄台，谨慎呐，这事儿朝廷宽仁占理，别找没趣了。贤弟急公好义，令人佩服，不知是何方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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