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交易环节的市税的2%不是按实际交易额，而是按一个行业评估的“理论营业额”的2%交，类似于后世的定额营业税。当座商的实际营业额低于理论额、生意太差时，还是要按照理论额交。所以事实上这部分税也经常能到5%。
除了这两项，大汉朝之前没有别的工商税税种了。
盐铁专卖倒是有的，但那个是直接官府垄断经营，你民间商人压根就没得卖，也就不存在承包费或者缴税的问题。
这一点，桑弘羊跟王安石还是不一样的。王安石是既坚持盐铁茶酒官营、但事实上他也知道官府的“国企”做生意效率低，所以只是把专卖权标个价承包给民间商人。
汉朝，哪怕是桑弘羊改革之后，盐铁官营都是“真.官营”，只有“国企”或者皇家和授权的勋贵在经营，收入也跟后世的国企利润余额一样直接足额上缴国家。
李素觉得官府垄断、卖授权给民间，这点还是值得借鉴的。就好比后世卖烟要专门花钱搞个专卖权牌照，不比国家直接卖烟效率高。所以这一点还是要加进新法里面。
于是乎，新法的改革，把之前的运输过境税减免了一部分、把专卖权变成可以跟宋朝一样卖“抄引”、然后第三方面就是开征部分产品的工业生产环节生产税。
这三个改革步骤，一个减税两个加税，算是敲两棍给颗甜枣。
朝臣一时没太听懂这里面的弯弯绕，自然有人跟刘巴探讨。这些人也不都是怀着恶意，有些只是纯粹忧国忧民觉得有必要请教。
民部尚书孙乾首先发问：“刘尚书，我有一问。你说新法草案中，裁撤了过郡界的关税，那是不是目前设置的陆路军事关卡，在商旅通行的时候都不要缴税了呢？
如此，那些依赖关卡商税维持的险要之地，财政还如何维持？会不会有别的搜刮虐民摊派？你说的那些‘运河、港口、朝廷修路的要道’依然要收关税，跟前述关隘商税又有什么异同？是不是守关将士把关前道路维护一番，就还能继续收税？”
刘巴显然已经跟李素提前商讨背好了条款解释，当下对答如流：“孙尚书问得好，新法中所说运河港口道路税，要分成两种。
一种是港口税，那是肯定要收的。未来的港口税，就等于商品货物生产出来之后，远途跨郡售卖时，只要水路相通，就可以只给下水一次、上岸一次，每次百分之二，总计百分之四的运输税。
这也是朝廷为了鼓励民间发展航运、发展航海的措施。往常哪怕是走水路，在长江之上，商船过一个郡就要被拦停一次、缴这个郡的过境关税。现在这些都没有了，上船一次，下船一次，中间你只要不靠岸就不收钱。
如此一来，商人可以货通更远的范围，不用担心运得远了路上交税环节多、运到当地卖不掉或者卖不到足够高价而亏本。
商人心里只要算好这个百分之四的进出港税，然后把自己的运费损耗算明白，觉得有利可图，就可以放心做长途生意。如此，可使百业兴旺，商人更敢于把一地特产千里远途转运兜售，扩大整个天下南北东西之间特产的交流。”
李素帮刘巴想的这个条款，对于未来发展商业社会，确实是有远期好处的，别看眼下运输税收少了，但商人敢于出远门、敢于长途贸易的积极性也打开了。
在汉朝早些时候，除非是必须的战略性物资或者非常有竞争力的独门特产以外（比如蜀锦），其他货物很少有从最南方卖到最北方这种远途贸易的，说白了就是商人觉得划不来，亏本概率太大。
李素的新法鼓励大家运远一点，反正只要不走官修的基础设施，走远走近都是那么多运输税，说不定就能发掘出更多内需。
这种事情，其他汉朝的统治者或许想不到，但李素是绝对想得到的。
比如后世的“川盐济楚”，在“运输越远经过郡/省越多，运输税也收越多”的朝代，是不可能的。
哪怕蜀地的井盐扩产了、质量好、能卖上高价，但蜀地的盐商会担心“我们过去的路上税太高了，川盐济楚不如淮盐济楚”，然后从一开始尝试都不尝试，那你怎么知道最后能不能靠高质量高价格抢下来市场？
而事实上历史早已证明，优质的川盐济楚最后是双赢的，川盐也没彻底占领楚地市场，只是利用井盐比海盐的质量优势，占据了高端市场。
让有钱人多花钱买好盐、穷人继续少花钱吃差盐。但至少这个额外的“高端市场”被这种尝试试出来了，国家也趁机多收了税，还让富人的钱多花出来，变着法儿尽量缓解贫富分化。
而如果不把按距离算的运输税打掉，这种尝试一开始就不会出现。
李素希望以后远途经商只考虑运输的物理成本，别想运输的额外税负成本，这样才能充分竞争、发掘潜在需求。
作为现代思维的人，他从来都是鼓励有钱人把钱花出去的，而不是屯着指望利滚利，那样对国家对穷人对有钱人自己都是有好处的。
这一方面，李素对于汉朝一贯的“限制商人高消费”陋习还是挺看不惯的，这次工商税改革之后，肯定也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让有钱人把钱花掉，这是对国家有利的好事！不说解决马太效应，至少是缓解马太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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