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年的忙碌中，历史的篇章悄然翻到了195年，也是这个时空的建安元年。
国渊的年底述职，最终给李素提了不少困难：
比如在蜀地种棉花有多难、而如今诸葛瑾诸葛芷为了解决“成都平原冬天水车闲置”的事儿，又必须在益州补偿性地发展一定量的棉布产业，免得工业资源浪费。
这个问题，李素跟国渊最终讨论的结果，是让他安排人去相对干燥的巴西郡找嘉陵江两岸支流灌溉便利、气候又相对干燥的区域，种植棉花。
而且可以利用棉花作物吸水快、田地不需要蓄水的特点，挑山谷河流坡地种植，别浪费平地种水稻。
众所周知，后世蜀地也就重庆周边夏天比较燥热，无降雨时间足够长，而成都平原是不可能的。这么安排，也算是资源充分配置了。
除了蜀地种棉花的问题之外，国渊的第二个难处，是他发现“双季稻连续种了两年后，就开始出现地力下降，而且施肥都不一定补得回来”。
这个问题也是汉朝人不可能有解的，因为他们之前还没有如此狠地压榨过地力，也不可能跟后世种双季稻的宋朝人那样精耕细作大量施肥。
林邑稻引入益州，不过两年，第一年因为只有不到两万石的种子量，所以推广种植的面积还不到一个郡，大约也就几个县。194年的时候，才推广到益州大部分水稻产区都种。
所以，有“连续种植两年”实验经历的，大致也就是犍为郡治江阳县周边，和朱提郡邻泸水的一些县屯田区。国渊能那么快发现问题，可见工作态度还是很细致的，每年都在试点田严密统计产量。
要是换一个不负责任的一点的屯田官，要么放卫星随便吹牛谎报，要么无所谓不报单产，那样都得耽误不少时间，说不定将来还导致百姓因为种植技术不得法而减产。
因此不管这次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国渊及时发现及时上报，就凭这个态度，李素就额外赏赐了他黄金二十斤，而且表示会在届时给刘备的表章中，说明国渊的认真工作态度。
然后就是具体的解决了，李素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无非是借助那些泛泛而谈的经验。他首先提出了“一旦出现地力下降，别忙着休耕养地，可以种两年双季稻后，轮流套种一季黄豆”，毕竟大豆的固氮菌可以增加土壤肥力，这点常识李素还是想得到的。
但是黄豆产量低，还不到种稻米的一半，农民亏肯定是要亏的，所以能不用就不用。
李素想到的第二个办法，是让国渊在那些山坡河谷屯田区，分类种植——比如几年前李素组织国渊在嘉陵江和泸水两岸屯田时，都是沿着江一长溜低洼平整的水浇地种稻米，高坡不平的地方种茶树和萝卜。
现在，就可以把一部分不太平整的萝卜田，改成种黄豆。收获季节之后，把黄豆收割了，剩下的植株全部翻耕挖出来，然后或集中堆放焚烧、把草木灰运到稻田里施肥。或者运力方便的话，在焚烧之前就把豆类植株完整拖到稻田里沤肥。
国渊种了多年田，他当然也知道种豆子貌似能让田地更加肥沃，但原先只弄过“轮种之后，直接把豆的残株翻耕到土里，为下一季作物肥田”，至于李素说的这种异地肥田，他似乎没有什么好印象。
听了这个建议时，国渊辩解道：“使君，这些我也病笃乱投医试过，把烧了的豆杆灰烬、或者是砍下来的豆杆，都倒到稻田里。但效果总是不如原田翻耕更能肥田。”
李素想了想，提醒道：“移肥不如原田翻耕肥力好，那说明你没做彻底——你也说了，是让屯民把豆萁收割了堆到稻田里，那最宝贵的豆根你没有挖走嘛，豆株的肥力，估计多半都在豆根里。”
李素内心当然知道，关键在于豆类植物的“根瘤菌”可以固氮，所以收割秸秆不挖根，效果就差了。但他必须用国渊听得懂的语言来说这事儿，不能贸然提“根瘤、固氮菌”这些专业术语。
而且因为根瘤菌在豆子收割之后还有可能游离存活，所以把豆根直接翻耕拔出来移走，肯定比烧成草木灰要好。只要固氮菌活着，总能再多固氮一些。
所以李素也提醒国渊：要么直接把秸秆烧成草木灰施肥，要么把豆根连根拔起一起堆肥，千万别多此一举把豆根挖出来后烧了施肥，那是暴殄天物。
国渊虽然不知道里面的科学原理，但使君难得肯跟他头脑风暴帮他想办法，他当然要都记下。哪怕使君说得不专业，国渊只要脑子里有了这根弦，大不了回去之后再做对照组实验嘛，一年之后不就知道“把豆根烧了施肥”和没烧沤肥效果差距有多大了。
李素和国渊商量的这套办法，也算是为地形复杂的蜀地量身定做了。要是搁北方大平原上，还犯不着费那么大劲儿折腾。也不可能有那么多“山田旁边就是水田”的复杂环境，用山田差田的轮种、种豆，来换取平田、水田的持续高强度种双季稻。
解决了轮种和豆子固氮肥地之后，李素唯一能补救的就是化肥了，但“化肥”这个念头在他心里也就一闪而过，随后就觉得自己可笑——他完全知道，在没有化工工业的朝代，要搞出化肥的难度，还不如想办法搞出火枪大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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