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书这种传统艺术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可登不得大雅之堂。
旧社会识字率不高，一座县城十人中有一人读过书就算是文教昌明。没有文化生活的世界，大伙儿过得都懵懵懂懂，引车卖浆这流在外劳累一天，回到家中，多是喝上几杯曲酒，和老婆说上几句话，直到那脑壳喝昏了，这才醉熏熏上床，双脚一伸睡到天亮。
也因为这样，西南省出好酒，五粮液、卢州老窖、全兴大曲、郎酒、剑南春，被誉为白酒中的五朵金花。
老喝酒伤身体，天天跟老婆唠嗑，说多错多，难免挨打，每天眼睛一睁就忙到天黑，这样的人生未免乏味。西南省的川人生性乐观好耍喜欢热闹，没事就爱聚在一起找些事做，三四好友吼一声，纸牌玩起，麻将搓起。因此，本省的麻将文化也挺发达。有人开玩笑的说，坐飞机入川，听到下面有哗啦啦的麻将牌声音，你就知道锦官城到了。
麻将打多了也容易出问题，在旧社会，大伙儿都穷，在外挣扎一天，赚的仅够一家老小嚼裹，哪里还有余钱去耍？再说，赌博总是不好的，要被县知事剥了裤子打屁股的。
人生在世不能只为两饱一倒生孩子传宗接代，还是要有些精神生活的——这就是茶馆的作用。
说到这里，又不能不提到川人的茶馆文化。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省内各县，县县都有五六家茶馆。老百姓没事都会在里面坐上一两小时，和街坊邻居说说家长里短、生意人会在这里吃吃毛峰磕磕瓜子，交流商业信息“最近的白蜡又涨价了”“听说了吗，美利坚又要收猪棕毛了，说是用来耍炮管子。”“嘉定府的半边街被东洋鬼子的灰机给炸成了白地，咱们是不是贩些材过去，那边好多人要修房子。”江湖人士则约好闹矛盾的两伙人在里面吃讲茶，调解关系，谈得好，找家买毛血旺饭馆吃酒交朋友。说不拢，各自散去，召集人家，提上毛瑟枪在城外河滩地干上一场。
茶馆是一座县城的娱乐中心社交中心和信息集散地，因此很多小本生意都会以茶馆为中心发展起来。
先是卖零食的，今天都有贩子提着竹篮在里面叫卖“麻糖麻糖”“核桃糕、丝丝糕、米花糖、油果子”“向光取耳”“修jio，修jio！”热闹得要命。
但这个时候，忽然，有一穿着打满补丁的长衫的人走到茶馆前面的台子上，将惊堂木一拍。
所有的喧嚣声都会瞬间停止，万籁俱静。
没错，那人就是说书先生。
先生清了清嗓子，用标准的西南官话唱道：“真三国，假封神，一部西游豁死人。在下不才，雁门街说书日白匠陈世忠，侍侯各位衣食父母一段四猛八大锤……”
“豁”就是哄骗的意思，“日白”就是鬼扯让大家开心开心，也是说书先生的自谦。
每到这里，听众都会开心的笑起来。
大伙儿皆不识字，有了说书先生，这才晓得历史上有秦汉三国晋隋唐这些朝代，才知道有力大无穷到老天都看不过眼，降下雷霆劈死的李元霸；才知道有挑滑车的高宠和偷王母娘娘蟠桃的猴儿哥；才知道，古时候还有不要脸尽顾着勾引大户人家小姐的书生；才知道世界原来那么大，真想去看看。
茶馆消费低，泡杯老青茶，坐上一天也花不两个铜板。不喝茶茶也行，吼声“来杯玻璃茶”伙计就会用玻璃杯给你端过来一盏白开水，价格更便宜。
至于先生说完书，就会端着一个盘子过来讨赏，你给个一个铜板就行，实在不想给，说书人也不生气，有钱捧个钱场，没钱凑个人气也成。今天的收入能够买斤把白米，够一家老小吃饭就很满意。
逼人给书钱的事情先生是干不出来的，也不敢，没办法，旧社会民间艺人都是下九流，是被开除了人籍的。敢废话，那是要被大家收拾的。
新中国建立，下九流们从鬼变成了人，又变成人民艺术家。
广播这个新鲜事物出现之后，说书人就在无线电里说故事儿，也出了好多大家。比如袁阔成、单田芳的传统评书，再后来又有说《夜幕下的哈尔滨》的王刚。
这几位大师的节目每到播出的时候，可说是万人空巷，所有人都跑回家去，守在一米长收音机前，听得如痴如醉。
当年各省广播电台都在弄自己的方言类评书节目，西南省也不例外。
上世级五六十年代的时候，省城的几位老艺术家今天连载《三国》全本、《水浒》招安前部份、《西游记》被压五行山前部分、《红岩》《林海雪原》，一口朗朗西南官话，倒也有意思。
后来就说《万山红遍》《艳阳天》《龙须沟》什么的，大家却不爱听了。
总结了一下，群众就那觉悟，只喜欢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饮食男女打打杀杀，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至乘，评书渐渐没落。
但这几年也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邪，在移动终断时代来临戏曲类传统艺术彻底熄火的当下，评书却逐渐火暴。
尤其是在春城这样的大都市，和丽江、香格里拉这样的旅游城市，评书又走进了各大茶馆，受到听众欢迎，说书人的收入也相当不错。
西南地区的茶馆文化有复兴的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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