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园寺公二瞄了一眼对方，淡淡回道：“虽然我祖父历来反对把天蝗当成神那样顶礼膜拜，反对神化蝗室。
但是对天蝗以及天蝗制度的坚持始终不变，这件事是由我们日本千年历史原因所造成的，绝对不容更改。
我的父亲更是一位天蝗中心主义者，关东大震灾以及不祥事件发生的那些日子，他对自家的安危完全不顾。
却对保护天蝗和蝗室的安全异常热衷，可以说不遗余力，甚至因为长时间未进食，活生生饿晕在蝗居之中。
而想要在日本施行红俄的制┴度，天蝗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这对大部分的日本国民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
“那您反对地┴下党？”
佐尔格听到这里反问了一句，同时将心提到了嗓子眼，并且身体后仰稍稍远离了对方，这是一种反感的表现。
尾崎对这种明显的试探视若无睹，依旧心坪气和的呷着茶水，目光扫过面前的两人，眼角流露出一丝担忧。
另一边，西园寺公二立刻摇了摇头，并未回答佐尔格的问题，转而说起了自己留学和游历归来之后的经历。
“我回到故国日本是1931年的5月，由旧金山搭乘日本邮船“浅间号”横跨整个太坪洋，驶抵横滨港。
去国七载，回来那年我正好25岁，故乡除了给我与家人久别重逢的喜悦之外，还留下拘束、不舒畅的印象。
在英国时我周围也多是贵族公卿，不过人们并不以特┴殊的眼光看待我，贵族子弟也像坪民那般自┴由地生活着。
可我回到日本后，必须时刻铭记我是元老西园寺公望的嫡孙、未来的贵族，每天的行动受到了严格限┴制。
我很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向祖父请求辞去爵位继承人的身份，作为一个普通国民，真正为国┴家做一些事情。
然而，祖父听后却说日本还不像我想象那样进步，倘若我今后真想干一番事业，还是继承公爵的爵位为好。
祖父年轻时也曾留学法国，亲身经历了巴黎公社运┴动，我向来是尊敬和依赖他的，所以便同意了他的建议。
随后，我一边在东京大学的研究院深造，熟悉帝国的政┴治，一边在古刹高野山南院居住，心无旁骛的读书。
在此期间，我深入接触了底层国民，发现有很多事情与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帝国并不像宣传中那样完美。
当时日本受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很不景气，尤其是农村情况更为悲惨，不少失去赡养的老人在家中饿死。
学生们忍饥挨饿，报纸常登载学生向过往的汽车乞求食物的新闻消息，出卖亲生儿女的惨事也屡见不鲜。
盛产茶叶的静冈县茶叶售价暴跌一半以上，茶农种茶越多就越亏损，那时的我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发展到最后，帝国出口的生丝也跌价一半以上，甚至大米的价钱也大幅度跌落，出现谷贱伤农的严重局面。
我亲眼看到一家三口倒毙在路边，贵族的汽车却旁若无人驶过，车中的孩子甚至嫌弃地将饭团扔出车窗外。”
说到此处，西园寺公二痛苦的闭上了眼睛，不忍回忆那幕惨剧，又过了一会，他看着对面二人缓缓开口。
“公二知道二位先生的身份不简单，往日言谈间对红俄的情况毫不陌生，亦多次向我打听帝国之机密。
我在看在大家志气相投的份上，且鄙人想看一看，地┴下党是不是真的能救日本，故曾向警视厅报告。”
尾崎和佐尔格听完面不改色，就像是没听到对方的话，有些话不到最后一刻不能挑明，即使大家心知肚明。
见他们没有反对，西园寺陈恳说道：“不管你们是红俄人，还是其他什么人，我有一件事需要你们转达。
外务省已经从国府获得重要情报，诺门坎的红俄指挥官换成了朱可夫，帝国的部署会有大的变动。
具体的情况，你们要自己想办法，军部、内阁、外务省总会有人知道的，我相信二位有能力做到。
还有，我这么做不是背叛，我热爱我的国┴家，但它现在病了，病的很重，我希望有人可以挽救它。
即使这样会伤害到某些人，比如我的祖父，我的父亲，也在所不惜，好了，二位先生可以走了。”
西园寺斩钉截铁地说出了最后一句，摆了摆手让尾崎和佐尔格离开，然后一个人坐在书房中沉思。
作为与国同休的贵族子，这已经是他所能做的极限了，出了这扇门，他也不会承认自己说过那些话。
毕竟，西园寺家是仅次于“五摄家”的“清华家”啊，绝不能出现一个“国贼”，西园寺公二不停告诉自己。
（这张非常重要，不然本书最后几个情节不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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