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课是一件很消耗精力和时间的事情，对于杨锐这个级别的学者来说，尤其如此。
因为他“们”需要考虑到，自己的课程的后续影响。
普通的教授，站在课堂上，可以挥洒自如，可以随意的生发，可以随意的讲述随意的课程，但是，站在一个学科顶端的学者，就不能如此随性了。
这倒不是说，杨锐就不能挥洒自如了，但是，他非常明确的知道，自己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有可能被人记录下来，并做进一步的生发和研究。
“杨锐赞同XX的理论。”
“杨锐对XX持否定态度。”
“杨锐重视XX多过XX。”
如果一名学者站在了某个学科的顶端，他就会感受到这样的风浪。
所谓出口成宪倒不至于，但是，人们借此作为论据，或者猜测杨锐的科研方向，都是有可能的。而且，这种风浪，会随着杨锐本人的高度的升高而变大。
正因为如此，许多第一阶或者第二阶的学者，都是长期处于沉默状态的，公开讲课几近于无。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是不在乎这些的，以至于常年公开讲课或演讲，但他们说错了话，以至于影响到了声望，最终影响到了科研经费的获取，也是经常出现的情况。
总的来说，聊些没营养的笑话是没问题的，可是，一旦讲课，那就得珍之重之。
像是杨锐，他现在甚至不好用其他人编写的教材了。
否则，除了让教材撰写者踏上青云之路，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好处。若是教材有误，甚至教材撰写者在之后的几年里出现了重大问题，锅都有可能让他背一半。
因此，虽然是给华锐的销售员工们讲课，杨锐依旧是要自己撰写教案，仔细勘合。
相应的学术机构也知道此点，所以，高阶学者的讲课，总是有人愿意千里迢迢的来听，为的就是第一时间获得第一手的讯息。
杨锐名下如今已有三所实验室，且规模都不能算小，论起来，弱小些的院士都不一定有他这个水平的实验机构，另一方面，杨锐刷脸也刷出了档次，因此，杨锐要讲课的消息放出去以后，不说千里之外是否有人愿意来，至少京城是来了许多学者。
当然，所谓的多是相对的，学术演讲，自然不可能像是成功学演讲那样，轻轻松松的凑出几百上千人的阵列。
毕竟，任何人都有可能成功，却只有寥寥几人能接触学术。
《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GMP制度》这样的命题，光是GMP三个英文字母，就足够阻止大多数人了。
不过，对于听得懂的人来说，杨锐的课程就称得上引人入胜了。
GMP是用来指导食品、药品、医疗产品生产和质量管理的法规，各国各有不同的情况，自然就有不同的GMP制度。
对于尚在探索中的中国来说，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GMP制度，真的是说不清楚的，制定政策的官员不清楚，供官员们咨询的学者不清楚，受GMP制度影响至深的普通民众更是不清不楚。
这种环境下，杨锐敢开课讲授《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GMP制度》，这就相当于竖起了一杆大旗，他要是讲的好，自然是云合景从，刷脸刷成医疗领域的明星学者，等于刘玄德加曹操的架势。
但他要是讲的不好，大旗折了，第一个砸死的就是竖旗的人，等于没有铁骑的董卓加经脉尽断的三姓家奴的地位。
就因为风险大，有身份地位的学者都不敢讲，等来等去的，终于是等到了杨锐。
杨锐确实是敢讲。
他有什么不敢讲的，GMP相关的文章和书籍，他接触太多了，他不光知道最终结果是怎么样的，他还知道GMP制度建立之间的过程。
所有这些，杨锐满意的可以继续支持，不满意的可以修正。
他完全可以大胆的讲出来。
以他当下的影响力，也已经有资格这样做了，虽然不见得GMP的制度就会按照他说的来制定，但是，这种话语权是他可资利用的，也是他体现自身价值的一部分。
话语权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如果不是杨锐将CNS全通关，出版了外文的《基因组学》，搞出了诺贝尔奖级的PCR和离子通道相关研究，换一个普通的名校教授来讲这个课题，根本没有人例会。
现在就不同了，知道了杨锐的命题，不止是北大清华中科院等学术机构，就是主管政策的卫生部和政务院也来人旁听。
华锐制药的人看到这样的场景，也意识到了课程的重要，一个个屏息凝视，仔细听讲。
杨锐讲的很洒脱。
“中国目前的药厂规模太小，太过于分散，但是，贸贸然的合并，并不是有效的方法，首先第一步，还是要理顺国内各家药厂的关系，进行统一管理……”
“有人提出，中国应该讲目前的药厂数量消减三分之一，我认为，这个要求太低了，消减一半，中国的药厂都是太多的。但是，以行政方式消减药厂，太过于粗暴，也会忽视药厂的积极性，应该以GMP为标杆，能够通过GMP标准的药厂，才具有留存下来的资格，否则，就应该予以消减……”
“良好的生产规范，要求的不仅是设备，还有员工的培训，但是，就国内目前的环境，我认为强调设备是最有效和最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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