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九，在宣府战事爆发、怀安卫城沦陷十天后，京城仍旧不知京畿周边发生了这么一场巨变，大明军事情报体系，似乎在一瞬间瘫痪。
九月三十日凌晨，一份从居庸关传来的紧急战报，送到通政使司，再从通政使司衙门送到文渊阁。
皇帝病重，很多战报都由内阁先行审阅，查看哪些战报相对重要，哪些战报无足轻重，挑重点交给皇帝审阅。
皇帝通常只是问上几句话，剩下的事则交给内阁和司礼监办理。
这次也不例外，这是一份关于西北宣府战事的奏报，上奏人是沈溪，但这次是在沈溪遭遇火绫兵马围困的情况下，抄小道几经辗转才送到京城，陈述土木堡内遭遇的困窘，因为当时沈溪所部与鞑靼人间的战事尚未开打，沈溪只是上陈战局，并未就具体的战果。
沈溪对在土木堡遭遇鞑靼数千骑兵追击之事，向朝廷做出详细说明，奏本经通政使司送到内阁，呈递到内阁大学士李东阳手上，因为当天李东阳守夜，这份奏本他最先看到。
如果是谢迁票拟，多半不会怀疑，如果是出自沈溪的分析他还抱有谨慎态度，可现在是沈溪遭遇货真价实的鞑靼主力，沈溪甚至明确点出，鞑靼骑兵的领兵之将正是之前几次出使明朝京师，跟沈溪熟识的女将领火绫。
沈溪于行军时间、地点，撤兵时间点俱都阐述得很详细，甚至连鞑靼人进兵动向也说得一清二楚。
但可惜的是，这天守夜的内阁大学士是李东阳，李东阳对沈溪历来便持怀疑态度，以至于他根本不准备采信沈溪所奏。
当初沈溪跟谢迁所说，西北战事将会从延绥镇往宣府镇蔓延，甚至沈溪还提出鞑靼人出击的几个时间点，那时谢迁还用这个理由为沈溪进行开脱，却被李东阳毫不留情驳回，因为当时宣府镇以及周边军镇、要隘的奏报中并未提到遭遇大批鞑靼骑兵。
从那之后，就连谢迁对沈溪的信心也减少很多，而李东阳对沈溪的偏见也就愈深。
李东阳亲自问询兵部，沈溪若是畏怯不前，应该是何等罪名？
最后兵部告知的结果，此事应由皇帝定夺，毕竟已涉及到延绥巡抚这样正二品的高官，不是兵部或者刑部能随便处置，兵部侍郎熊绣的意思，若属实的话起码也是个革职查办，甚至有可能会被赐死。
李东阳从那之后，就觉得谢迁一定会为沈溪这个孙女婿支招，让沈溪渡过危难，结果才过了几天，沈溪的奏本中就提到遭遇鞑靼军队主力，这让李东阳从一开始就不信沈溪上奏之事。
换作别人，沈溪奏报的军国大事，无论正确与否都会呈递天子，因为涉及到大明江山社稷安危，谁也不敢马虎大意。
但李东阳却不同，李东阳出了名的“李公谋”，他想问题很周到很全面，平日最恼恨的就是边关将领虚张进犯北寇兵马数量，夸大战功，李东阳一向认为，若是遇到边塞战事奏报，涉及兵马数量，真实情况大概是奏报的两成，至于斩杀北寇数量则有可能被夸大十倍以上。
朝廷为了边塞安定，对于虚报功劳的事情一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是太过夸张，朝廷还是希望边军将领和士兵能继续为朝廷效命杀敌，斤斤计较无疑是挖自家墙角，朝廷对于边军将士的赏赐从来不会吝啬。
但偏偏，边将就利用这点来骗取朝廷的赏赐，甚至上下克扣，去九边当将领，虽然清苦了一些，但油水颇丰。
李东阳对此等事，一向深恶痛绝。
包括秦纮、朱晖等人，经常做出虚报功劳的事情，刘大夏更务实些，不会明目张胆做这等事，在李东阳看来，沈溪就不一定了。
既然沈溪现如今境况堪忧，随时会被朝廷降罪，很可能为了减轻或者抵消罪责，便虚报北夷兵马数量或者杀敌功劳，以换取朝廷对他的宽恕。
李东阳详细看过奏报，沈溪呈奏鞑靼骑兵数量为四千骑左右，李东阳想象为大概遭遇一二百鞑靼游骑，至于沈溪说被困土木堡，李东阳认为沈溪只是躲避土木堡中，以六千兵马之数不敢与鞑靼散兵游勇正面一战。
至于沈溪提出让朝廷增派援军，在李东阳看来更是扯淡。
如今九边最紧张的地方，是宁夏镇周边，刘大夏如今正领兵光复延绥镇，这是在完成钦命延绥巡抚沈溪的差事，事件的另外一位主人公，这会儿却不思进取，居然留守后方，跟朝廷奏报说什么宣府镇遭遇鞑靼中军主力。
刘大夏说鞑靼主力在宁夏镇周边，而沈溪则说鞑靼中军出现在宣府，二者相隔太远。
若让李东阳选择，自然会相信刘大夏所言，在他看来，沈溪明显是因为畏战才留在宣府，如今提出宣府有鞑子主力，那是在推卸责任，反倒是刘大夏正领兵在延绥镇跟鞑靼主力血拼，李东阳觉得更为靠谱。
“李大学士，您忙碌一夜，该休息一下了……需要用早餐吗？”一名太监过来问道。
李东阳稍稍抬手摆了摆：“手中有重要票拟，且先退下！”
那太监本想嘘寒问暖，趁机巴结李东阳一番，毕竟皇帝身体大不如前，指不定几时就会驾崩，太子登基，必然一朝天子一朝臣，或许就有飞黄腾达的机会。太监做到最高，也就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他想坐上这位子就必须跟内阁大学士打好关系，甚至当上司礼监太监前，要在任何一名翰林官身边装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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