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眜墓的发现也是一次意外，当时粤省政府办公厅，准备在羊城老城区北面解放北路，越秀公园西侧的象岗上，盖几幢宿舍大楼。
在挖掘大楼基础墙坑时，一位民工在用力使用铁锄时碰上了硬物，震得虎口发麻，低头一看竟然是一大块头。
由此向下一探，发现了一块块成片相连的大石板——赵眜墓在沉睡了2000年后，横空出世了。
赵眜的墓室空间巨大，坑南北长10.85米，前部宽处12—13米，可谓巨穴，系从山冈顶部，向下打了20米竖坑，再向四周开凿而成。
内有四位夫人陪葬，巨穴中还有壁画和数间帏帐，这么大的陵寝，以古代人对古代人的了解，他们完全可以猜测到陵墓在哪里。
特别是这个象山岗上的陵墓，以孙权手下挖地三尺的手段，不可能发现不了从顶部开启的墓穴入口。
所以孙权的手下绝对不可能没有任何发现，之所以没有挖掘，肯定是有原因，而唯一的原因，则是韩孔雀最害怕的。
韩孔雀害怕一些东西，但很多人却兵没有这种想法，这座古墓的发现，极大地振奋了岭南学术界，也重燃了羊城考古队找寻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墓的希望之火。
1988年春,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就成立了，该馆正式开放后,门庭若市，人们在仔细鉴赏南越王墓出土珍宝后,不禁慨叹。
“岭南不蛮!”
“一流文物!”
赞叹之余,人们纷纷提出一个颇为关心的问题,这个第二代南越王的陵墓出土文物已经十分可观,那么,第一代南越王赵佗的陵墓呢?
一定会有更为丰富的珍宝,其又在哪里呢?
很多人都曾像博物馆的人员询问此事,不过这个答案却没有人能够回答，这是羊城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
刚才韩孔雀还没有明说，后两座古墓出土的东西，相比赵佗墓的传说，差的太多了。
而孙权还有点收获，而到了得意洋洋的现代人，意外发现赵眜墓来说，可就有点寒颤了。
虽然赵眜墓出土了一千多件文物，但真正重量级的东西并不多，因为古代和现代，发掘文物的标准不同，三国时期，发掘出来的都是珍贵文物，而现代人，连件破衣片都可以算是一件文物。
先后发现的两座古墓，谁的收获更大，更是一目了然，最起码现代人发掘出来的东西，没有孙权的手下找到的多。
一座古墓，其最重要的，能够证明墓室主人的随身物品，在这一点上赵眜墓发现的并不多。
这足以说明，后来被人发现的两座古墓，都是被人光顾过了，甚至是光顾了无数次来的。
要不然，一座帝王陵墓，不可能才发现那么点东西，那也太寒碜了。
千百年来，神秘的赵佗陵墓，一直是岭南最大的历史之谜，所有人从史书中，只知道赵佗死后，安葬在南越国的都城———番禺，但其具体地点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过去，羊城考古队根据汉代王陵，距离都城长安１００余公里的线索，把寻找赵佗陵墓的眼光，放在离羊城几十公里的远郊山冈。
而就在考古队的眼皮底下，在离汉代古番禺城仅１公里的象岗，发现第二代南越王墓。
而发现了第二座南越王墓，其他陵墓就真的那么难找？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赵佗是第一代南越王，统治岭南近半个世纪，其势力和影响非常之大，从南越国宫署、王宫御苑等遗址以及他兴建的朝汉台、开掘的越王井等古迹，便能窥见一斑。
有关赵佗的传说很多，最神秘的莫过于他的归宿之地。
汉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赵佗寿终广州，据推算他寿过百岁，可算中国最长命的帝王。
这是因为赵佗生前曾在多处建造坟墓，出殡当日，只见灵车四出城门，令人分不清孰真孰假。
赵佗墓越神秘，人们对它的兴趣越大，越秀山上有马鞍冈，秦始皇曾因马鞍岗有“天子气”，派人开凿致地中“出血”，以后果然发生赵佗称王之事。
晋人裴渊说赵佗墓在马鞍冈，若按此说，则赵佗发迹于斯又葬于斯。
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说赵佗墓在禺山（今中山四路忠佑大街城隍庙一带）。
北宋初南海主簿郑熊的《番禺杂记》却载，赵佗墓在白云山菖蒲涧一带，据说菖蒲涧有一只石马，马舌上刻有一首诗：“山掩何年墓，川流几代人，远同金骠裹，近似石麒麟。”
郑熊看了古诗，认为赵佗墓在此附近。
宋人蔡如松则认为赵佗墓在越秀山下的悟性寺（又名万善寺，即今三元宫）。
明清两代，张诩的《南海杂咏》、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均载：“自鸡笼岗（今燕塘）至天井（即越王台，在越秀山），连山接岭，皆称佗墓。”
按此说，即从越秀山到白云山近10公里长的山脉都叫赵佗墓，可见赵佗生前摆下了迷魂阵，使后人一直摸不着头脑。
上述几说，从已取得的考古成果看，有些已基本被否定。
如“禺山说”，昔日的禺山一带，今天已发现了南越宫署遗址（一说秦汉造船台）和南越国王宫御苑遗址，赵佗大抵不会安排自己葬在宫署、花园里面。
又如鸡笼岗（今燕塘附近），这里虽有不少土丘，但随着近年城市建设发展，小山岗已被铲平，毫无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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