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就是宗教的原因。
欧洲人大都是基督教，而犹太人信仰的是犹太教。
历史上，犹太教和基督教，就是水火不容的两种宗教。例如救世主耶稣被犹大出卖给了罗马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犹大就是犹太人。（其实耶稣也是犹太人）
最初的时候，基督教只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
后来反而是后起之秀的基督教发展壮大了，而犹太教落寞了。
基督教怎么可能对犹太教有好感呢？
自然要拼命打压犹太教。
其次是种族原因。
犹太人这个民族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和排外性，他们不喜欢和外族通婚。
这就导致欧洲人根本不能同化他们。
而且，犹太人还坚信只有他们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意思就是，上帝只保佑他们。
犹太人心里其实看不起其他民族。
本身就国破家亡，颠沛流离，流落四方，还要搞民族优越感，欧洲人对他们的观感就可想而知了。
还有就是经济的原因。
钱太多了。
想想看，如果一个外来户（犹太人），在当地开银行大发横财，而且在各行各业都做出了成绩，别人会怎么想呢？
换句话说，他们的社会地位与他们获得的财富不匹配。
雅科夫本人就是从波兰流落到希腊的难民，如今看到自己居住在萨洛尼卡的犹太同胞，自然心生同情，帮助雅各布来向君士坦丁求情。
如今的雅科夫家族，再攀上君士坦丁这个大树后，在希腊又一次发迹。
雅科夫本人帮助君士坦丁管理紫袍基金会，紫袍基金会的股东无一不是希腊的贵族。
通过这层关系，雅科夫的家族结识了不少据有庞大政治和军事能量的人脉。
雅科夫的弟弟迦德，也在石油公司担任技术主管。
再加上如今新加入希腊的萨洛尼卡犹太人，不知不觉，犹太人在希腊王国内，已悄悄地占有一席之地。
而且，君士坦丁也有些眼馋犹太人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以及他们的充沛资金。
想到这里，君士坦丁温言道：“雅各布先生，对于居住在萨洛尼卡的犹太人，我们会保护他们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你可以放心”
君士坦丁做出保证道。
之后君士坦丁礼貌地送别了萨洛尼卡城市银行的经理雅各布先生。
在交接了工作后，离开雅典数月的君士坦丁乘坐特里库皮斯号战巡，返回了阔别已久的雅典。
返回塔托伊宫的半路上，在得知前往伦敦商讨战后协商会议的希腊首相维尼泽洛斯，昨天已经返回雅典后，君士坦丁直接令马车夫前往首相官邸。
之后，将萨洛尼卡犹太人的事情，告知了维尼泽洛斯。
“首相，你怎么看待犹太人的事情呢？”君士坦丁看着前来迎接的维尼泽洛斯，直接询问道。
在宗教和民族问题上，由不得君士坦丁不小心。
就连王室联姻，都要考虑到民众的情绪，例如君士坦丁迎娶苏菲王储妃后，王储妃已经改信东正教。
宗教与王权之间也有着紧密的联系，按照欧洲的传统惯例，各国国王的加冕仪式，一般是由各国的大主教来主持实行的。
现在的希腊，其实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而宗教与民族紧密相关-有相似的宗教，更有利于通化。
在普通希腊民众的感情认知中，希腊民族的认同标志，就是东正教。
在被奥斯曼灭国数百年后，现在的希腊人，是被信仰重塑的民族，例如，希腊王国独立时，东正教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信仰东正教，就是希腊人，这是希腊民众的普遍共识。
至于希腊境内生活着的msl，在希腊国内其实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尽管希腊国内生活着几十万msl，但是，在希腊社会中，似乎这些人根本不存在。
希腊国民心有默契地选择了整体无视他们。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其顿地区大量的斯拉夫基督徒，希腊人对他们的认同感很强，而这些斯拉夫人，对于希腊王国的统治，在感情上也并不排斥。
不得不说，宗教这种特殊的关系纽带，真的很奇妙。
稍作思考后，维泽尼洛斯反问道：“希腊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对待犹太人，取决于希腊未来要走的道路，殿下认为希腊应该怎么样发展呢？”
二十世纪初的欧洲，正是欧洲历史上极为动荡的时期，又恰逢奥斯曼帝国陷入困境，逐渐走向解体的绝佳时机。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后，留下的政治和军事真空地带，应该由谁来填补呢？
毫无疑问，希腊想要发展壮大，成为强国，必然会采取扩张的政策，继续扩大领土。
像萨洛尼卡犹太人这样，截然不同于希腊人，信仰也不同的民族，随着希腊的扩张，数量会越来越多。
如果希腊想要顺利地扩张，减少扩张的成本，希腊人就要接受一个不那么纯粹的，仅仅只有东正教单一风格的希腊。
希腊民众需要有更宽阔的包容心，来容纳那些不同的人。
难以想象一个民族单一的国家，想要成功地扩张，将要掀起怎样的腥风血雨，总不能学**清理犹太人，直接搞种族屠杀这种成本高昂的政策。
这样极端的政策，将会让希腊付出极大的代价，降低希腊成功的可能性。
奥斯曼帝国起家之初的经历，对于希腊的扩张很有借鉴意义。
前期的奥斯曼帝国，比罗马还要有罗马的范儿，民族不同那都不叫事儿，宗教不同都没关系。
正是奥斯曼帝国在前中期采取的这样宽容开明的政策，赢得了希腊人的认可，让对东罗马帝国末期腐朽统治感到绝望的希腊人，竟然转而投入了异族建立的奥斯曼帝国的怀抱。
（就像各个王朝的末代统治一样，东罗马后期已经完全丧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就连希腊人自己都放弃了东罗马）
奥斯曼帝国能够快速消化东罗马帝国的遗产，并且快速地发展壮大，成为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开明的民族和宗教政策，绝对功不可没。
当然，同样也是吸取奥斯曼帝国的教训，开明的政策，要建立在希腊人口占主体的基础上。
维尼泽洛斯毫无疑问是一个帝国派，主张恢复东罗马帝国的荣光，对于依靠狭隘民族主义来建立新罗马帝国的想法，完全不可能。
对于这个问题，他显然早已经有所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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