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将这件隶书竖幅定性为捡漏而不是淘宝，漏在三处。
其一、金正喜有“秋史”“阮堂”“礼堂”三章，各有代表，赏印不同，代表作品意义不同。这件作品上的赏章为“礼堂”——他最看重的作品。
先说金正喜。
金正喜，字元春，号秋史、阮堂、礼堂，出生于望族庆州金氏，李氏王朝末期著名人物。
此人年轻时曾经游历中原长达八年之久，拜当时清廷的书法大家、金石学家翁方纲（著名学者、清四家之一）为师，又与当时的巨儒阮元，著名诗人陈文述等诸多名流为友。
他在金石考证和阐释、注解、研究与宣传儒家经书方面，有着相当深厚的造诣。在书法方面更突出，创制出被后世追捧的“秋史体”，被闲国书界被誉为可以比肩东坡居士的“书圣”。
其实，如果细研究所谓“秋史体”，本质上是“碑帖体”的书法化，讲究“枯、瘦、倔、筋”，究竟能否算得上独创一脉、开宗立派，还需商榷。
当然，放在李氏王朝末期，以及清后期书法盛世不再的大环境下，他的“创新”还是不错的。
无论名实是否相符，总之，他是十九世纪李氏王朝著名的书法大家。
再说“三别号印章”。
“阮堂”一章，是金正喜最早使用的印章，时间大约在24岁游历中原，到31岁回国任职礼曹参旨这一阶段。额，也就是他在中原游学时所用印签。
“阮堂”，就是在“阮元堂下”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他当时对于巨儒阮元的崇敬之情。
这一时间的印章，多出现在他的隶书和行书作品上，以及画作上，或出现在普通友人赠送给他的字画上做赏章使用。
如果延伸来理解，也可以说，这枚印章留印的作品，多数为他年轻时自己的作品，或者说他不太看重的作品。
第二枚印章为“礼堂”。
“礼堂”印章的使用时间，大约在他30岁左右离开中原时，到他的人生最高点，兵曹参判（副二品），或者说第一次贬敵之前。
这枚印章是专用收藏章，专门钤印于各种他认为非常珍贵的书法、画作、经典碑帖上。
所谓“礼堂”，意思就是“礼敬之堂”，也就是说，这些作品应该被摆在高高的地方，让大家敬仰。
喏，这件这是陈文述做诗，阮伯元手书的作品，就被他钤印“礼堂”。由此也可以看出，金正喜在世时，对这幅作品的喜欢。
顺便也说说第三个别号印章“秋史”吧。
当时的李氏王朝，庆州金氏、丰壤赵氏、安东金氏，在朝堂上三家鼎立，金正喜作为庆州金氏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党派之争中，他受到冲击，开始人生的第一次流配——在1840年被流配到离济州岛八十里的大静县。
流配的日子，非常清苦，出生豪门望族、一路顺风顺水的金正喜，顿时觉得萧瑟的秋季来到，便给自己取了“秋史（韩文平假字，同‘始’）”这一字号。
也还有另一说法，他觉得到了“开始他人生之秋的历史”——他流配时已经五十岁。
不管哪种说法准确，“秋史”印章，基本上算得上他的“老年章”，自用章。
三印章一对比，就知道“礼堂”赏章，可谓金正喜人生巅峰期所用的印章。
这一时期，无论是他自己的作品，气象宏大，包罗深广，风格多变，还是他用此印章收藏的作品，无一不是精品之作。
那为什么说是“漏”呢？
那是因为，三印章研究诀窍，一直掌握在真正的古玩藏家手中，李承可不相信，这么个露天市场摊主，会知道这种“生僻”的鉴定知识。
所以，它就是漏！
李承认为它是“漏”的理由之二——这位闲国摊主未必就清楚，这件作品是两家合作精品。
陈文述的诗学吴梅村、钱牧斋，博雅绮丽，在京师与杨芳灿齐名，时称“杨陈”，很有名气。他的《夏日杂诗》一共有六首，绝对算是上是陈文述的代表作。
说一句废话，陈文述的母亲查氏，是金庸老先生的老姑奶奶。
阮元，那就不用多介绍了，被“海内学者奉为山斗”，他的隶书，清末一绝。
中韩关系中断百年，直至1992年中韩建交才重新续上，闲国大收藏家自然不会中断对中原大家的研究，可是小商小贩就没那条件。
以李承的经验判断，眼前这位三十来岁的摊主，至多以为这是阮元的书法作品。
喏，将两大家合作之品，当成一家之作，这本身就是大漏。
李承认为是漏的第三点，这幅作品摆放的位置很不重要，只挂在边角，任风吹哗啦哗啦响，而没有做任何固定措施。如果是摊主看重的作品，那一定会用丝线稍稍固定一下。
这就是经验了。
喏！看似运气爆棚的捡漏，其实是购买者对摊主的“知识碾压”！
任何一次捡漏，都是这样。
泰勒挽着李承的胳膊，在这家书画作品摊位前晃荡，这个指尖戳戳，那个评评，似乎对什么都挺好奇的。
摊主是一位三十来岁的男性，站在一堆纸质竖轴和书籍中，看着两人，应该也在评估顾客的身份。因为明天“旧正”，过年嘛，都希望逢年过节能宽绰点，所以，他的目光还是很专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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