吩咐一毕，他就分开众人，准备上马离开。面对这么多的难民，李信也是有心无力。当他刚从马夫手中接过马缰时，忽然听见人群中有谁小声问道：“这是哪位李公子？”
另一个声音答道：“是杞县的李信。他老子李精白曾做过山东巡抚，首先替魏忠贤建生祠，十分无耻，后来又挂了几天什么尚书衔。今上登极，魏阉伏诛，李精白以又次等定罪，不久也病死了。此人因系阉党之子，不为士林所重，故专喜赈济饥民，打抱不平，做些沽名钓誉的事，笼络人心。”
李信听毕，猛地转过头去，恨不得三拳两脚将这两个谈论他的人打死。这时看热闹的人正在散开，不少人边离开边回头看他。人群中有两个方巾儒生背着手缓步向吊桥而去，并不回顾。他猜想必是这两个人中间的一个对他恶意讥评，但是他想起来《留侯论》中的几句话忍了一口气，跳上马，抽了一鞭，向南扬长而去。
《留侯论》是苏轼的一篇散文，李信想到的，乃是下边几句：“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他本来心中就很不愉快，这个人的话更狠狠地刺伤了他。国事和身世之感交织一起，使他对世事心灰意冷，连往禹王台的兴趣也顿觉索然。当天启三年，东林党人开始弹劾魏忠贤的时候，他父亲李精白在朝中做谏官，也是列名弹劾的一人。然而，后来不知怎么的，李精白一变而同阉党暗中勾结，三四年之内就做到山东巡抚。
天启末年，全国到处为魏忠贤建立生祠。李精白首先与漕运使郭尚友在济宁为魏阉建昭忠祠，随后又在济南建隆喜祠，所上奏疏，对魏忠贤歌功颂德，极尽谄谀之能事，确实无耻得很。当时谄事阉党，不仅地主阶级的读书人都认为无耻，连一般市民也很憎恨。
一年前阉党以天启皇帝名义派锦衣旗校到苏州逮捕人，曾激起数万市民骚动，狠打锦衣旗校，当场打死一人。至于替魏忠贤建立生祠，更被人们认为是“无耻之尤”。
当李精白在山东替魏忠贤建生祠时候，李信住在杞县乡下，得知这事，立刻给父亲写信苦谏，劝父亲以千秋名节为重，赶快弃官归里。但是李精白的大错已经铸成，不能挽回。李信气得哭了几天，避不见客，恨不得决东海之水洗父亲的这个污点。
魏忠贤失败之前，升李精白为兵部尚书衔，以酬谢他首建生祠之功。由于李信苦谏，李精白称病返乡，同时和阉党的关系也稍稍疏远。不久崇祯登极，诛除阉党，因知李精白与阉党交结不深，将他从轻议罪，判为徒刑三年，“输赎为民”了事。
李信在二十岁那年，中了天启七年丁卯科举人，由于家庭关系，绝意仕途，不赴会试。明末士大夫间的门户成见和派系倾轧，十分激烈。李信尽管有文武全才，却因为他父亲名列阉党，深受地方上缙绅歧视和排挤。
特别是杞县离商丘只有一百多里，本县缙绅大户不少与商丘侯家沾亲带故，互通声气。侯家以曾经名列东林，高自标榜。这个侯家，就是户部尚书侯恂的家族，明末四公子的侯方域也是出身商丘。凡是与侯家通声气的人，更加歧视李信。李信愈受当权缙绅歧视，愈喜欢打抱不平，周济穷人，结交江湖朋友和有才能的“布衣之士”。
歧视他的人们因他立身正派，抓不到什么把柄，又因他毕竟是个举人，且是富家公子，更有些有力量的亲戚朋友，对他莫可如何。因为这些缘故，李信的日子，倒也过得潇洒。
李信见天下大乱，很爱读“经世致用”的书。他对国家治乱的根本问题看得愈清，愈讥笑那班只知征歌逐酒、互相标榜的缙绅士大夫，包括候公子方域在内，不过是“燕雀处于堂上”罢了。
如今他因为周济了一群逃荒难民，被人恶言讥评，揭出他父亲是阉党这个臭根子，使他十分痛苦和愤怒，但也无可奈何。父亲的污点，是李信这辈子最大的痛。但是，父亲毕竟是父亲，割不断的血水浓情。何况，经过他的教育，他的父亲已经幡然醒悟了。
从宋门去禹王台要从大校场的东辕门前边过，这条路也就是通往陈留、杞县、睢州、太康和陈州等地的官马大道。现在有成群结队的难民在这条路上走着，也有倒卧路旁的。李信触目惊心，不愿多看，不断策马，一直跑到禹王台下停住。一个仆人已经在这里张望多时了，看到李信过来，立刻上来牵马引路。
禹王台这个地方，相传春秋时晋国的音乐家师旷曾在此审音，所以自古称做古吹台。到了明朝，因将台后的碧霞元君庙改为禹王宫，所以这地方也叫做禹王台。
禹王台的西边有一高阁，上塑八仙和东王公，名为九仙堂。这九仙堂背后有座小塔，塔后有井一眼，水极甘洁，名叫玉泉。围绕玉泉有不少房子，形成一座院落，称为玉泉书院。实际上并无人在此讲学，倒成了大梁文人诗酒雅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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