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不得不多次下达汗谕，告诫八旗官兵谨慎小心，明确指出，有人投毒于水，在盐中放药，以药养猪出售，谕令官兵不要在买猪当日宰杀，须过几天药毒散尽以后，才能宰食。用水用盐，都要格外小心，仔细检视，对于买来的葱、瓜、茄子，以及鸡、鸭、鹅等，也要谨慎察看，防止中毒。
他还下达严谕，命令店铺主人，必须将店主姓名刻于石木上，立在店前，违令不办者，治以重罪。又禁革沿街流动售卖的小摊贩，因为这些人常用毒药谋害八旗官兵。堂堂一国之主，竟要下达这样的谕旨，历史上是很少有的，可见汉民以投毒来进行斗争的行为，是十分频繁的，已经对后金统治者造成相当严重的威胁。
汉民还使用了其他方式，反抗后金统治，有的私藏兵器，违令不交，为起义作准备；有的藐视汗谕，收留“逃人”，清点人丁时又隐瞒不报，对抗搜捕逃人的严令；有的打死为非作歹的八旗官将，惩治欺压人民的暴徒；有的还张贴书文，斥责努尔哈赤是“说尧舜之话，而心是桀纣之心”。
《满文老档》载录了两条辽东人民反抗斗争的总结性材料，一条是着重讲逃亡的问题。天命九年（1624）正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下令大杀“无谷之人”时，曾怒气冲冲地说：“应以无谷之人为仇敌”，因为，“盗牛马而杀者，火焚积谷及村中房宅者，皆系不耕田、无谷，不定居于家，欲由此地逃往彼处（明国）之光棍也。”《满文老档》编写者解释说：“得辽东后，汉人不定居，常逃走，从事奸细，而不勤力耕田，故发怒而言也。”
这是得辽东以后第四个年头时的局面，不管汗、贝勒如何巧言劝诱和严格控制残酷屠杀，包衣阿哈和一般汉民，就是不定居，就是要逃走，逃，逃，逃，不断地逃，大批地逃，根本无法控制。
第二年即天命十年（1625），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下达长谕，列举辽民武装反抗事例说：我等得辽东之后，不杀尔等，不变动住宅耕田，不侵犯家中谷物而养之。如斯育养，不从。古河之人，杀我所遣之使而叛。马前寨之人，杀我所遣之使而叛。
镇江之人，捕我任用之佟游击，送与明国而叛。长山岛之人，捕我所遣之使，送往广宁。双山之人，约期带来彼方（指明朝）之兵，杀我之人。岫岩之人叛行，为魏秀才告发。复州之人叛，约期带来明国之船。平顶山之人，杀我四十人而叛。
不念我养育之恩，仍向明国，故杀有罪地方之人。若念无罪地方之人，仍居其地，恐乱将不绝，因而移之，带来于北方。带来之后，住宅田谷，悉皆给与而养之。虽如此育养，仍放入奸细，受其劄付，叛逃而行者不绝。
今年，川城之人，耀州之人，以被令带其户来，遣人往明国，约期率兵前来。彰义站之人，以明兵来时将棒打女真，而准备棍棒。又鞍山、海州、金州、首山，其周围各堡之人，皆放入奸细，约期引兵前来携之而去。
这次汗谕，清楚地表明了辽东军民武装斗争的普遍性和连续性，从全军进驻辽东开始，斗争就风起云涌，连续不断，迅速扩展，遍及后金整个辖区。
尽管斗争十分残酷，满汉人民付出了很大代价，成千上万的起义逃亡者，惨遭屠杀，妻儿为奴，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但是鲜血没有白流，满汉人民长期坚持不懈的斗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辽民大批逃亡，武装反抗，形成了“叛、逃甚多，乱”的局面，使得后金国中，城乡不宁，境内混乱，严重地影响了财力、物力和人力，威胁到统治者的根本利益，这也迫使努尔哈赤不得不推行“各守旧业”和“计丁授田”的新政策。
到皇太极登基以后，实行比较缓和的政策，放松了对汉人的高压，提拔了部分汉人为上层，同时采取多项的政策，给予汉民一定的权利，禁止鞑子随意的杀人。加上大金国的实力越来越强，明军的实力越来越弱，辽东汉民的反抗，才逐渐的从公开转为地下。既然说是地下，就是说还没有停止的。
“罗冠阳，你说，现在的汉民，还有没有胆量起来反抗鞑子？”
张准忽然期待的问道。
“很难，他们都被鞑子杀怕了。没有外人的接应，他们起来反抗，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啊！”
罗冠阳有点遗憾的说道。
“要是有外人的接应呢？”
张准目光熠熠的说道。
“那得看是什么情况。我估计，还是比较难。这次皇太极南略，大获全胜，掠夺回去的人口和物资，一定很多。大金国的实力，进一步增强，而我们明国的实力，却是进一步削弱，两相对比，起来反抗，风险还是太大了。”
罗冠阳皱皱眉头，谨慎的说道。
“如果皇太极是大败而归，什么都没有得到，甚至自己还折损了几万人呢？”
张准意味深长的说道。
罗冠阳明显的愣了楞，有点茫然的看着张准，也不知道到底是在想什么。好大一会儿，他才慢慢的说道：“那就好办了！要是皇太极战败，大金国内部肯定是要乱的。不过，他们乱不乱没关系，只要那些叛军心神不定，一切就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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