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小人总在一思而量。
赵祯虽然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但是作为皇帝，他有着的骄傲，他不会轻易认错的，哪怕是范仲淹进言，他也不会下罪已诏，口头上不认错，但行动上仁宗却命皇城司去查姬云此人了。
宋仁宗的性格是较为软弱的，但他好在仁慈，对于百姓、管理们来说，都不曾有过重罚，就连身边的宫人们犯错了，他也尽量包容、宽恕他们。
所以，百姓、官吏们无比称赞他素有‘古之仁君’之心。
但是不得不说，正是因为他性子软弱，才不断使大宋‘三冗’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反而这些不断加深积累至神宗时期。
宋神宗赵顼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治平二年（1065年）的时候，宋朝财政亏空已达1750余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赵顼对宋太祖、宋太宗所制定的“祖宗之法”产生了怀疑。年轻的赵顼深信变法是缓解危机的唯一办法。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入京受命。赵顼一听王安石来京，异常兴奋，马上召其进宫。赵顼与王安石晤面，听取王安石有关政治、财政、经济以及军事上的改革谋略之后，深感王安石就是能与自己成就大业的人才。而王安石也被赵顼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远大抱负所折服，君臣二人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
虽然宋神宗不同于宋仁宗，王安石也不同于范仲淹，但是两者的结局都是一样的。
熙宁新法虽得到赵顼的鼎力支持，但实行起来举步维艰，由于新法在多方面触犯了享有特权的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此，这次改革从一开始就遭到激烈的反对。这股反对力量得到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神宗皇后的支持。同时由于新法本身也存在许多缺点，所以也遭到了一些正直的大臣的反对，苏辙、韩琦、司马光都在反对之列。神宗的思想也开始犹疑起来。保守大臣们反对新法，王安石早有思想准备，但是改革派内部分裂，给王安石的打击是格外沉重的。而这时的神宗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有时甚至不重视他的意见。王安石对神宗慨叹道：“天下事像煮汤，下一把火，接着又泼一勺水，哪还有烧开的时候呢?”
熙宁九年（1076年）春天，王安石因身体有病，屡次要求辞职。到六月间，王安石的儿子壮年而逝，王安石悲痛欲绝，精神受到极大刺激，已无法集中精力过问政事。神宗只好让王安石辞去相位，出判江宁府。第二年王安石连江宁府的官衔也辞去了，此后直到1086年去世，王安石再也没有回朝。
王安石两次罢相，都是赵顼向守旧势力妥协的结果。赵顼的目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获得大臣和后族的支持，但是他希望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并没有变。他一边安抚守旧派的大臣，启用曾被罢退降职的旧派人物吕公著、冯京、孙固等，一边坚持改革，以平衡新派、旧派的力量。
北宋两次变法改革都以失败告终。
虽然这变法改革失败对于百官们来说，不过是一场权利的游戏罢了。
可是，它对百姓们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因此若是变法成功，那么也就没有这么多庸官要奉养了，普通百姓交的税也可以少一点，甚至于贪官们因此会收敛一些，少祸害老百姓。
以至于，北宋中期冗官成灾，不但官僚机构十分庞大，官员急增，而且造成官职不符，大批官僚无所事事却身居要职；办事效率低下，得过且过之风盛行。
更有那个大画家当皇帝，把整个国家和民族带向深渊。
大宋的皇帝都有神经病。
这是姬云从历史中得出的结论。
他们开国皇帝赵匡胤自己是武将出身，夺了人家孤儿寡妇的皇位后，还怕自己的手下武将也效仿他来个黄袍加身，因此先是以‘杯酒释兵权’还不够，而后又立下‘以文御武’的祖宗家法，偏偏又怕自己的儿孙不如自己，管不住武将，因此又将天下能战的精兵编入自己的禁军之中，如此赵匡胤觉得还不够保险，因此又搞了个‘兵将分离﹐将不专兵。’的兵将分离。
如此到了他弟弟赵匡义，他既不会带兵打仗，心胸狭隘，独断专行，他就更是不信任武将，来了个‘按图打仗’。
以至于他们老赵最怕的就是武将，范仲淹有统边军作战的经历，加之又结党的谣言传入他的耳中，于是他身上老赵的毛病便犯了。
所以有人说，范仲淹被贬官，其中的原因就有这个。
当然了，姬云说他老赵有精神病也是有依据的。
你比如，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宋真宗。宋真宗时候有个大臣叫周怀政，有一次为了对皇帝劝谏，拿了一把小刀表演了一小出剖心劝谏的戏码，其实就是流了点血出来。谁知，这个简直算不上大场面的场景竟吓得真宗旧疾复发，说话开始颠三倒四，记忆也颠倒错乱，不久便驾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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